《汉品》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丛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个家园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不过几十年功夫，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梁漱溟，1921)。更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100多年。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渐行渐远，我们的传统家园已经被冲刷地无法辨认和难以回返。《汉品》愿与同道们一起，不仅仅把自己的智慧停留在文本上，更重要的是，要放在开创一个未来的践行上，努力积聚跬步，以期能致千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做一点自己应有的贡献。

　　《汉品》杂志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立足点。每辑设立一个专题，以多种视角考察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在当今的转化。并有相对固定的栏目设置：“行动民艺”、“传承与表现”，是对传统民艺的再生进行创造性的实验;“读影”专栏，将重点介绍民间影像工作者们拍摄的民俗志电影;“深读”专栏，每辑邀请一至两位学者专门就传统文化撰写深度解读文章，偏重于思想性和理论性。

　　《汉品》第一期 卷首语

　　努力积聚跬步，以期能致千里

　　文 左靖

　　《汉品》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丛书。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个家园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不过几十年功夫，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梁漱溟，1921)。更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100多年。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渐行渐远，我们的传统家园已经被冲刷地无法辨认和难以回返。

　　什么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是绵延了数千年的乡土中国?还是一个个盆景般的城市中国?如何认识面目业已模糊的传统?我们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传统创造一个新的未来吗?关于传统和现代，100多年来有过无数争论。林毓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概念，即“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我想，我们的《汉品》应该从林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原点开始出发。

　　《汉品》每辑会有一个专题，并有相对固定的栏目设置。本辑的专题“古建筑七面体”，从各异的作者“身份” 出发， 以七种视角来传达他们对东亚传统建筑的认识。既有与专业建筑学相颉颃的“书写建筑学”的乡土建筑实验(《潜流》)和一位文人“遣怀”式的细腻体验(《屋漏痕》);也有以中国式的传统空间来实践乡土建设理论研究、行为与礼仪的重建、传统造物工艺的恢复和有机农业的开展等为一体的乡土传统文化复兴方案(《归家》);还有通过对台湾、日本和北京等处的案例研究，来强调“历史认同”与“社群参与”在古建筑修缮与保护过程中的重要性(《内观》);《黄白之间游》和《中国乡间的老宅子也好》则是提供了一种印象式的诗意画面和些许社会批评;而《京都清水寺》像一个小小的辞条，寄予了一位中国僧人对于日本传统建筑保护的感佩之情。

　　对民间手工艺的重新开掘是《汉品》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博物馆化”的非遗整理不同的是，《汉品》更推崇在广泛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把与现代生活濒临割裂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并动员当代设计师加入行动者的队伍，对传统民艺的再生进行创造性的实验，既做到对历史传统有所传承，又能够融入生活化自然化的当代观念。这就是“行动民艺”和“传承与表现”这两个栏目的由来。

　　在所有媒介中，通过影像来记录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特别的意义。《汉品》开设的“读影”专栏，将重点介绍民间影像工作者们拍摄的民俗志电影。本辑的《玉扣纸》和《老族谱》记录了玉扣纸和老族谱的制作过程，再现了闽西正在消逝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在影片中，作者寄予了难舍的乡愁情怀和克制的社会批判，也在客观上为我们抢救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文化的影像档案，并将对今后的搜寻保护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汉品》特别设置了“深读”专栏。每辑邀请一至两位学者专门就传统文化撰写深度解读文章，偏重于思想性和理论性。“深读”专栏在设计上采用繁体竖排印刷，借以表达我们对传统阅读习惯的一种缅怀。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非西方国家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进入到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有两个阶段。今天，也许我们正在步入他所说的第二个阶段：社会的快速转型使传统人际关系纽带发生断裂，造成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和反常感，从而需要回到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寻找答案，解决文化认同问题。另一方面，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和实践里面比中国人自己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至少，我们从乡村建设在当代的勃兴与蔓延不难看出，“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主流叙事已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阶段，返回本土文化，寻找文化认同的新的思潮已经开始慢慢形成(曹锦清，2006)。

　　在这里，我更想起在1704年，清初的大变局中，大儒颜元去世前教导自己的弟子“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这句临别赠言虽不乏悲凉，但充满了动人的精神力量。《汉品》愿与同道们一起，不仅仅把自己的智慧停留在文本上，更重要的是，要放在开创一个未来的践行上，努力积聚跬步，以期能致千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做一点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