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在故宫箭亭门前为游客演奏。本报记者 戴兵摄

王中参与设计的1904年郑县驿站景观中的一部分。

　　明天，新闻大厦酒店大堂将在一个小时里变身，来自德国的黑森广播大爵士乐团将在这里演出经典爵士曲目。从5月10日开始，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陆续在酒店、社区、写字楼、博物馆、学校、美术馆等各种场地演出20场。

　　在国家大剧院负责人看来，这是普及艺术教育的公益演出，但在公共艺术专家们看来，这却是北京公共艺术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机遇。它让阳春白雪的殿堂艺术，打破了高雅与公众之间的窗户纸，让艺术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为古老的都市描绘出一副现代面孔、一个与艺术亲密无间的形象。

　　公众：不经意和艺术撞个满怀

　　音乐家：艺术要打破距离感

　　今年5月18日是第36个博物馆日。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在故宫内上演了一场室外的“室内乐”音乐会。

　　上午十点多，来自新疆的孟女士和儿子随着汹涌的人流走出故宫太和殿，有点累的她招呼儿子从北去的人流中走出来，信步穿过中和殿东侧的一个小门，这里似乎比较清静。转过一个弯儿，往南一看，这里人虽不多可都集中在箭亭门口那一小块地方。

　　“朱亦兵手里的这把琴制作于1776年，几乎就在同时，乾隆皇帝也在紫禁城组建了一支由14个小太监组成的西洋乐队。”听到似乎有导游在讲解什么，孟女士拉着儿子走进人群：“走，咱也听听导游说什么呢!”

　　走到跟前，孟女士才发现，站在台上的“导游”竟是那个总在电视上讲《论语》的于丹。她这会儿讲的不是景点知识，而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在此举办的一场小型室外音乐会，著名大提琴家朱亦兵和他的伙伴们将为游客演奏几段经典曲目。从没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她，看着台上那几位一往情深地抱着大提琴的人，停下了脚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朱亦兵大提琴乐团为我们带来的帕阿贝尔的《卡农》。”虽然孟女士对古典音乐非常陌生，可是，在故宫欣赏西洋乐器奏响西洋音乐，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奇妙。“怪怪的，但是又好像有什么东西拽着你，让你想停下来再听听。”孟女士说，在太阳底下晒了半个小时，虽然有点累，但她觉得很值，“这就是北京，就是特别有文化。你随便逛逛，甭管是在地铁里，还是商场里，经常能碰见这些有文化的场面。”

　　擅长煽情的于丹更愿意把这种遭遇形容为“化合反应”，“这样美妙的音乐在故宫里演奏，让大家见天光，接地气，去领悟音乐对自己生命的涤荡，与音乐完成一次奢华的‘化合反应’。这个活动，其实是让我们在最自由的时空中完成各种元素的叠加，而这种叠加能够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我想这就是艺术走出来的意义所在。”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教授王中说，让音乐走出剧场，走进公共空间，让公众感觉到城市的文化氛围，感染他们，正是公共艺术的诉求之一。“我们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它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氛围都是很重要的标准，公共艺术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音乐家：艺术要打破距离感

　　上午十点演出，八点整，朱亦兵和他的学生们就已经来到故宫箭亭门前，趁着演出前的空闲赶紧再排练排练。

　　“放肆点，你要再放肆点，无限放肆!”排练中，朱亦兵不停地对他年轻的搭档们大声喊着，让他们放得更开一些，“这是中国文化的圣地，你们一定不能腼腆。”显然，在故宫演出让朱亦兵很兴奋，“把舞台搭在故宫，人们不用走进音乐厅就能聆听古典音乐，把音乐的种子播撒在更宽广的范围，大剧院在做一件壮举!”在故宫演出之前，朱亦兵大提琴乐团还参加了五月音乐节在北京银行和中关村二小的两场演出。这个团队对于这种开放空间的演出并不陌生，成立8年来，他们已经在类似的公共空间演出了近200场。

　　故宫演出前，朱亦兵两次专门去看场地，演出当天，他还在调整收音器、音箱的位置，希望能将最好的效果呈现给观众。但无论如何，公共空间的演出，声音效果肯定远不如专业的音乐厅、歌剧院。但朱亦兵觉得无所谓，“虽然场地越好越理想，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音乐的本质，是演奏者在用音乐向路过的陌生人诉说自己最深处的情感波动。”

　　在国外，朱亦兵也经常参加这类演出，“我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有时就是大家想聚聚，想聊聊天了，就会找个地方来一场这样的音乐会，国外的观众对这种形式已经很熟悉了。”在他眼里，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从来就不应该仅仅存在于音乐厅、歌剧院，“它就像烤火，只有近距离地感受才能体会到它的温度，我们必须打破现在这种演奏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朱亦兵把这种并不专业的舞台，当作是一个课堂，“我们演奏的同时，也是在学习。”他说，离开故宫他依然会延续以往的做法，将自己的“心里话”通过音乐向更多的陌生人诉说。

　　艺术家也愿意自己的作品能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影响更多的人。以往很少有这种演出经验的陈萨，对五月音乐节的活动也感觉“乐在其中”，“他们不是专门买票来看你的演出，而是无意中与你遭遇，在这种和普通观众零距离的接触中，你能够感觉到他们需要你的音乐，欣赏你的表演，这种感觉非常幸福。”

　　主办方：坚定地将艺术推向公众

　　上午八点，沐浴在晨光中的故宫还没有开门迎客，这是陈非和他的同事难得享有的宁静、清新的时刻。但作为这个项目的总统筹，此刻的陈非却平静不下来，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演出，两小时后就要开始了。“千万可别出岔子呀!”他心里默默地祈祷。

　　第一次做这种艺术走出剧场走近公众的项目，无论是大剧院还是故宫方面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经验。他们担心的问题很多，害怕游客太多，现场不好管理;又害怕游客太少，艺术家会感到尴尬;害怕天气太热游客太少;又害怕下雨，活动被迫取消;害怕游客太热情，又害怕游客太冷静。就是那块十几平方米的舞台底下，也藏着小秘密，为了防止舞台对故宫地面的损坏，他们专门垫了一块1厘米厚的地毯。

　　演出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可在陈非心里就像10个小时一样漫长。他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既要看着台上的演员，还要看着幕后的工作人员、台下的游客。坐在台下的同事耿坤，看着陈非紧张的表情，觉得好笑但又非常理解——5天前，她带着皇家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四重奏在国家博物馆演出时，也是这么紧张、这么纠结。

　　在国博的演出被安排在庆典大厅里，那里地方开阔，人流量大，演出效果肯定最好。但国博方面所担心的恰恰是人流量大，安保难度也大。为此，耿坤和她的同事光演出方案就修改了七八稿，将所有工作做到最细。“每一个步骤的时间都具体到分钟，对方提供多少把椅子，我们自带多少把椅子，我们的桌子是一米五宽还是两米宽，这样的问题都在方案里标明了。”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部长李志祥说，虽然工作琐碎，但从目前的反馈来看，无论艺术家还是公众，对“走出去”活动都非常肯定，这也坚定了他们以后要将这项活动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

　　场地：欢迎您再来

　　5月13日上午，皇家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四重奏刚刚结束了在国家博物馆的演出，下午又背着他们那四把价值数亿元的名琴奔往万科如园社区活动室。

　　早已习惯了这类演出的外国艺术家们，并不挟琴自重，倒是社区居民在听说了几把琴的价值后，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演出结束没几天，如园社区就向国家大剧院发出了“邀请函”，“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千万记着我们。”一位社区负责人说，虽然社区为这次活动做了很多工作，非常辛苦，但业主们的反映非常热烈，他们把功劳都记在了社区身上。

　　其实，在国外，社区是公共艺术的一块主要阵地，其发展经历了“前公共艺术”及“后公共艺术”两个时期，前者重展示，后者更强调公众的参与，而社区无疑是最好的舞台。美国西雅图的飞梦社区，就因为“瑞秋猪上街”的公共艺术计划而成名。虽然国内大多数艺术走进公共空间还停留在前期的展示阶段，但既然已经走进社区，那么，从“前”到“后”的日程表也许就会推进得更快一些。

　　明天，黑森广播大爵士乐团将在新闻大厦酒店大堂演出。虽然演出还没开始，但酒店负责人朱瑞峰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这样的演出了。演出期间，位于酒店一层的餐厅将作为休息室被征用，活动本身也会对酒店经营略有影响，但朱瑞峰认为，新闻大厦酒店从这个活动中得到的，将比付出的多得多。“作为传媒的五星级酒店，这样的艺术活动符合我们的定位，对于酒店品牌建设大有裨益。”这次活动也启发了他，“相信我们酒店的客人也一定会喜欢和需要艺术带来的温暖和松弛，希望今后能与更多艺术团体合作，将这种面向公众的活动定期、长期地办下去。”

　　对话

　　公共艺术：

　　城市的美育课程

　　——对话公共艺术专家、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教授王中

　　记者：现在很多人提到公共艺术，指的就是建在公共场所的雕塑，这种看法是否准确?

　　王中：公共艺术绝不是一个固化或物化的构筑物，它甚至是事件、展演、互动等可以诱发新发展的催化剂。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短，但在国外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最早起源于欧洲，在美国走向完善。它的概念分为前公共艺术和后公共艺术。前者是指艺术品走向公共空间，使用艺术品装点城市、美化城市。后者更强调民众参与，走向公共空间的不再是一个艺术品的概念，也不只是将艺术品放在街头让公众欣赏它的美，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深层的文化意义，它能够激活城市，催生城市新文化。公共艺术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代言人，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让城市赢得尊重、赞叹或惊讶。

　　记者：对于一个城市的居民而言，公共艺术存在的必要性怎么呈现出来?

　　王中：我第一次去意大利罗马，有个导游陪了我三四天，她每天换一身衣服，每天的衣服都很好看，包括首饰、包的颜色都很讲究，比我们许多设计师还讲究。这就是被城市的艺术氛围熏陶出来的。所以，一个国家必须有公共艺术，说大了，这和培养什么样的民族有关。而我们一些城市的一些雕塑，那就是城市垃圾!它不仅毁眼球，而且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你从小看这些(城市垃圾)长大，以后你对美的认识，一定会发生错位。公共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对市民的美育。

　　记者：公共艺术地位如此重要，在国外是否得到足够重视?

　　王中：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国家就已经对公共艺术进行立法，公共艺术法案也被称为“百分比法案”，就是说一个国家每年要将建设资金中一部分用于公共艺术的发展。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公共艺术计划，艺术家、策展人可以向政府提出你的公共艺术计划，政府批准你的计划就会给予资金支持。

　　记者：国内公共艺术发展现状如何?

　　王中：现在国内的公共艺术大多数还停留在艺术品走向公共空间的初级阶段，比如做一些展览或是雕塑什么的。但可以看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在进行一些尝试，比如像北京地铁四号线上举行的“四号诗歌坊”、“四号美术馆”等活动，就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具有公共性的艺术平台，开始注重公众的参与。政府相关部门对公共艺术也越来越重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推动公共艺术立法，我受住建部委托正在做这个课题。

　　记者：您在国内参与过什么比较得意的公共艺术项目吗?

　　王中：我们在郑州做的东风渠项目比较成功。郑州是一个因铁路而建的城市，火车是这个城市重要的文化历史元素。我们在东风渠那儿看到一段旧的废弃铁轨，就决定围绕着火车和火车站做文章。我们在这里恢复了1904年郑县驿站的景象，做了一些等大的人像，有等车的人、赶车的人，中间还做了一个等大的火车头，像一个迷宫一样，小孩儿可以爬上去玩。原来的铁轨上，做了一对写实的情侣，枕木上刻了一些和爱情有关的话，并引导情侣携手从起点走到终点的人像跟前，将这段路塑造成一段爱情之路。现在，郑州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这里，情侣们也都喜欢去走那段爱情之路。过几年这里会更有意思，因为公共艺术有其文化生长性。

　　记者：您觉得像国家大剧院让音乐会走进博物馆、酒店、学校、企业这样的非专业演出场所，会不会消解音乐的艺术性?

　　王中：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被很多人故意弄得非常崇高，让别人觉得不懂、高深。我听音乐时就感觉到，音乐是在引导我的呼吸系统，是在拨动我的主动脉，让我为之而动。欣赏音乐在专业音响状态下一定会更好，但我们需要为大众提供音乐服务，如果你想欣赏更高深的，可以去更专业的殿堂。所谓的公共艺术，就是公共加大众加艺术。艺术一定要降低飞行高度，要和大众更接近，不能老是高高在上。其实，艺术家也愿意这样，谁做艺术不希望影响更多的人呢?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就看见很多音乐家经常在一些小广场演奏，无论是表演者还是公众都非常开心。

　　案例

　　瑞秋猪

　　瑞秋猪诞生于1986年8月17日，是美国雕塑家乔治亚·盖博根据1985年Island县展览会的冠军猪(重达750磅，名为瑞秋“Rachel”)制作的铸铜雕塑。在喧闹繁杂的街区市场，人们从嵌入地面并刻有文字的猪蹄印寻觅到瑞秋猪的身影。

　　这个作品一经诞生即成为最受西雅图市民欢迎的公共艺术品之一，并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传统，每年以瑞秋猪的生日为契机，城市都会举行各种庆典活动，逐渐成为社区居民的文化节日。瑞秋猪还拉动了当地的旅游，以它为原型制作的各种纪念品深受大众和旅游者的喜爱。艺术家还在雕塑上设计了一个投币孔，用娱乐参与的方式募集资金，基金会每年通过瑞秋猪筹集6000至9000美元，为市场所在社区的近1万名低收入居民提供帮助。

　　芝加哥千禧公园

　　芝加哥千禧公园坐落于繁忙的密西根大道上，占地24英亩，长达一英里，密西根湖畔重要的文化娱乐中心。这座被称为“芝加哥的前院”的千禧公园耗资47500万美元，从1999年到2004年历时5年得以落成。

　　这个占地24英亩的公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公共艺术项目，由露天音乐厅、过街桥、雕塑、互动媒体构筑体、生态环境景观等组成。其中露天音乐厅、云门、皇冠喷泉是千禧公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后现代建筑。其设计原则强调数位科技、自然地景与亲民互动，新的芝加哥公共艺术指南图册将其作为向游人重点推介的区域，甚至成为芝加哥人引以自豪的城市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