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代艺术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一直萎靡不振，好的势头初露端倪，一则查税的风波再次将其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孰是孰非，规则游戏如何进展已成后话。紧跟着，国内春拍之中屈指可数的当代艺术交易数量，与香港佳士得春拍当代的交易佳绩形成强烈对比，观者不禁思考，查税是否在影响着国内交易?当代艺术市场的疲软又是谁之过错? 前景如何?

　　查税风波直指当代艺术?

　　“查税风波”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热议，媒体热评，一时间，画廊、机构、收藏家人人自危。

　　所传此次查税涉案作品多为当代艺术作品，因此，有人认为这次的查税是针对当代艺术的一次打压，而藏家网首席执行人彭晓阳并不认同，“首先，海关对古代、现当代艺术作品的税收在十几年来就从未改变过，所以，从税率的设定上并没有刻意的意思。另外，海关先行对运输行业进行入手查验，恰恰当代艺术品是需要大规模的运输(古代艺术品一般都随身携带)，因此，自然会先查验到一些当代艺术买卖机构，这与海关的工作方法流程有关。第三，法律设定的监管条件不同，也会容易引起误解，比如对当代艺术收12%、14%的税，对100年以上的古代艺术品收0%，本身的设定是鼓励一些古代艺术品的回流，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并不特殊。第四，国家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拐弯的方式来对当代艺术进行打压，他们会有一些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比如当时对宋庄的拆迁，对圆明园地区的强行的关闭等。”当然，彭晓阳又提到，“正是因为艺术品上升的交易数据引起了关注，国家不愿意看到这部分交易量税收的流失，经济利益才是查税最主要的动因。” 　　　搜索最近的查税进展，如果要细细追究起来的话，无非都是一些资本运转过程中的利益把戏及猜不透的政治遐想。打压也好，非打压也罢，其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已成事实，艺术北京执行总监董梦阳认为艺术圈出现偷漏税现象，一个原因是对规则认识不清，另外一个就是当代艺术的赋税太高。“查税是希望这个行业更加规范，也就是找几个典型而已，只会有一些暂时的阵痛。通过这次事件，画廊、收藏家对税务将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地认识。”他认为，长期的高税率政策，不利于知名画廊入住内地，更不利于打造北京成为亚洲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心。

　　艺术评论家凡子认为，“相对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这个是不算什么的，形不成大形势的冲击。当代艺术的扩建是很沉重的，暂时处在刚刚苏醒阶段，并未形成气候，这是不可能被任何现实的冲击所打垮的。”

　　皇城艺术品交易中心总经理吕立新则认为查税风波对当代艺术无疑是雪上加霜， “查税是件好事情，是市场治理的一个小的方面，当代艺术不好不是查税才不好，查税对藏家所带来的影响只会是延长性地冷静和观望。”

　　当资本和权力遇到当代艺术

　　无论是如今的查税风波，还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无不与资本及权利有着丝丝相扣的联系。“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当代艺术进行资本的洗礼是必经状态，这是一个艺术市场强大的关键。”凡子认为当代艺术需要经历这些震荡及资本洗礼，“当年，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社会对接的时候，一些东西是脱节的，所以我们的艺术需要这些。另外，资本进来总归是件好事情，抱着投资、买卖奢侈品的态度涉足当代艺术都不必苛责，这都是潜在的藏家，都是潜在的艺术推动者。相对而言，资本的进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在成全着艺术家的创作，经历过这样的资本洗礼和动荡之后他们才会明白当代艺术并不是简单地样式讨好，市场没有定义什么样的作品是好销售的，他还得回归自我的内心需求，重新开始思索什么是自己最想画的。如此一来，艺术家才会慢慢回归理性。”

　　当然，权力不仅包括资本的权力，更包括文化导向的权力，文化导向的权力又可能会被资本操纵。因此，艺术家会受到文化权利、资本权力的双重统治，对他们而言，其艺术作品所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董梦阳认为，“艺术圈中对权力的争夺是无可厚非的，资本与权力对于当代艺术本身没有坏处，但是操纵者如果具备不良目的，当代艺术只会沦落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而已，所以说，掌握资本与权力的所有对象很重要，这就开始拷问着当代艺术从事者的道德良知了。”

　　可见，资本的介入没有什么不好，以投资无目的的关注艺术更没有什么不好，资本及权利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其作用的巨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资本应该如何规范，权利应该如何干预，如何更好地把当代艺术发展推向健康的方向，这应该是所有艺术从事者亟需思考的问题。董梦阳表示，这个版块太需要声音，需要支持了，“现在资本的力量太大了，我们已经很难再发出声音。所以我们在等待着人们尊重知识，尊重艺术。就像我做艺术北京一样，我只是想传播优秀的东西，发出正确的声音。”

　　长期看来，发展当代艺术所涉及到的细处及所需规范的地方甚多，除了资本需要规范，另外，整个行业的发展，不仅是艺术创作，还有市场交易、创作内容等，包括整个当代艺术市场的形成，整个生物链都亟需规范。因此，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吕立新所言，“一定要政府主导，将政策明确化，规范化才是市场发展健康的基础，这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者行业标准。如此一来，才能根治一些不好的风气。” 　　　“市场规范了，艺术家才会更加冷静，才会明白自己要画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我们的收藏家才会明白我们的收藏应该凭着一个什么标准去收藏，市场定位也会更加地清晰化，什么是一级市场，什么是二级市场，一级应该担任什么职能，二级应该担任什么职能。”吕立新建议，“我们需要一定的政策对当代艺术市场进行认真地梳理、规范。我觉得迟早要做，早做总比晚做好。”

　　另外，董梦阳强调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需要对当代艺术的扶持，“当代艺术更加需要支持性的政策，比如酌情减轻赋税，给予年轻艺术家支持发展的资金等。”

　　当代艺术市场疲软谁之过错?

　　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风暴及如今的查税风波都不是今天市场疲软的根本性原因，那中国的当代艺术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疯狂过后必然跌落低谷，是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 吕立新认为今天的这种局面是很多人早就预料到的，“当代艺术市场从开始的价值定位就不准确，走到今天这种状况，是必然的情况。像是2006年的时候，一些优秀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在千万元以上，但是齐白石的作品当时也只能拍到百万元，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从艺术价值含量上也不成比例。” 　　　吕立新认为急功近利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来得及好好研究艺术就想着怎样卖画了，画廊刚开门就想挣一笔大钱，当代艺术就是在一个炒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踏实做艺术的人太少了。”

　　董梦阳则认为教育的断层是当代艺术呈现疲软的重要原因，“当代艺术的问题是发展的太过跳跃了，比如西方，每一个环节、画派都有重要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但我们却是从古代艺术一下就跳跃到了当代艺术，缺少现代艺术的发展，中间脱节太严重。”他还认为秩序的不完善、不透明也是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严重弊端，“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完善，艺术家、评论家、画廊都不能够各司其职，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灰色地带。”董梦阳对记者笑言，“艺术这件事是可以给人掰歪的，非要拿一件很丑的作品说它好，去炒作，这很正常，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人很欣赏小脚，这就是审美教育的典范案例。因为它没有建立标准，没有正确的审美方向，自然会误导大众，拖缓当代艺术发展步伐。”他建议，一定要落实去做教育。

　　凡子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呈现疲软与艺术家的创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圆明园的那批艺术家成功了，人们只看到了辉煌与名利，却从未想过这其中的真正原因。他们的创作期是当代艺术家境况最糟糕的时候，是最看不见出路的时候，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多的画廊、机构在进行当代艺术的推动，那时候的艺术家更不会像现在的艺术家这么功利，他们的画室里堆满了作品，他们只是在依靠着自己的专业和本能在画画，依靠着对未知的探索和渴望去画画。现在，资本的介入使得艺术家浮躁、功力，没有人再愿意真正地去做艺术，那时候在门外等着请我吃饭的画家很多，‘该怎么画，该画什么，哪种画法会迅速的成名’。”她没有答案，因为她没有办法对画家提出最有效的最直径的一个建议，“那种浮躁我是看的很清楚的。”

　　路漫漫，后退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对于记者所提到的春拍中的当代艺术交易数量，东站画廊总经理田凯认为并不能这么简单地用拍卖市场的数据来判断整个当代艺术市场，“我们所有的依据都是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这是需要调整的。”另外，他认为拍卖市场当代艺术板块的冷落恰恰是说明当代艺术作品需求的一种上升态势，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形成良好关系的一种表现，是藏家逢低吸纳的良好时机，“一家拍卖公司，好东西就两三件，这是缺少好作品的一个表现，这不能说明当代艺术市场不好，因为好的作品还在画廊的手里，只是没有到拍卖市场中去，这种态势对画廊业的发展和生存是有好处的。”他说，好的作品永远都会有需求的，随着国家对利率的调整，随着消费刺激，藏家对当代艺术的需求随时都会爆发，当真正的需求上来的时候却发现缺少了好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董梦阳认为无论发生什么，大家所能做的只有是前进，再前进，“经历的所有风雨与打击都是一种沉淀的过程，藏家的眼界在渐渐地开阔，他们会思考更多地问题，也会有一些自我的判断，不再会那么容易地被蒙蔽。之前的好是不正常的，现在的不好看似在倒退，其实是更趋于理性化了，这是一个好事情。”

　　“这次的查税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对当代艺术来说，是刺激了这个市场，刺激了这个艺术圈，收藏家、艺术家也都会慢慢地冷静和思考，对于发展我们不着急，清醒一下比什么都好。”正如吕立新所言，“不管是查税也好，调整也好，我们都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起步，这不是坏事情，总是要调整的，要不中国的当代艺术就真的成了世界的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