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作《霸王与乌骓》。初稿采取“宽银幕”式的构图，力求真实再现乌江战后的悲壮场面：损毁的战车，嘶鸣的战马，残破的旗帜，阵亡的将士……两个月后，画还未完成。忽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省悟：画得太“实”了，应该“写意”才是!于是一跃而起，直奔画室，弃原作于不顾，重铺一纸，将那匹缱绻低回于故主身旁不忍离去的白马一挥而就，抬腕看表，凌晨二时，睡觉。次日补上自刎身亡仰天而卧的项羽，一切背景、道具统统省却，作品宣告完成，迁想妙得远胜于两月苦功。钱锺书谓，“寻诗争似诗寻我”，仿佛未来的作品已经完成，期待你的挖掘、发现，你寻它，它也寻你，创作过程正是一个两相寻找的互动过程，“众里寻他千百度”，等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时的欣慰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附带说一句，据《史记》正义，乌骓并非人们臆想的一匹黑马，而是“青白色也。”

　　三十年后，我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任密州太守的东坡先生一时兴起，率属下习射放鹰，并写下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说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首词，发生在九百年前的那场狩猎，不过是文人的即兴游乐而已，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但恰恰因为这首词，作者恰恰又是苏轼，所以永垂不朽。“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说的哪是打猎?分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情，后来者陆放翁“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辛稼轩“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皆与此一脉相承。而今我作此画，当然也无须为那场狩猎纪实，也是借题发挥，以抒胸臆。而要表现“千骑卷平冈”的那般气势，却又“虚写”不得，无法讨巧，当年以少胜多的战术不可再用，于是逆向思维，采取与《霸王与乌骓》相反的布局，将“倾城随太守”的官民人等，极尽铺排，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扑面而来;马匹鹰犬服饰，均精心刻画，不厌其烦;所有人物，皆神情专注，情绪激昂，造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总之，一切做得“煞有介事”，把狩猎当成一场战争来打。至于对手是谁，猎物何在，都不去管它，重要的是人物之情、画面之势、笔墨之趣，如果观者为此而感动，就可以了。苏轼作此词时年方四十，称“老夫”似乎勉强，而我今已年近古稀，真个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似乎非此即彼，其实，英雄人物是社会人群中的杰出代表，如果删除那些有名有姓、为历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伟人奇才、高士名流，人类历史也真是没法儿读了。世间万物，“人” 是造物主最成功的杰作，是最高级、最完整、最复杂、最细腻、最具个性的生命，“千古风流人物”则是经历岁月长河淘洗的不同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这些人物传神写照、树碑立传，当不只是为历史留下形象参照，更是一项凝聚民族文化传统和人类智慧精髓的伟大事业，所以，许多人物画家殚精竭虑、乐此不疲，包括不才。无须“行政命令”，亦非“创作任务”，而是历史赋予的使命，画家自觉的选择，正如苏东坡、陆放翁、辛稼轩，有谁命令他们去写那些爱国主义的诗篇吗?

　　当然，为文为艺，不能仅凭书生意气、爱国豪情，“美术”之“美”，是由“术”来体现的。我十分钦佩作为诗人的东坡先生，却极不赞成他的画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形是神的基础，形是神的载体，形之不存，神将焉附?中国古时不重写生，人物形象程序化，概念化，陈陈相因，早已为徐悲鸿等前辈所诟病。但这也为后来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十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在糅和中西绘画优长的道路上不懈探索，且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现代的观者已不满足于“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西洋绘画塑造人物形象的丰富手段对于有志于人物画的画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画家又难以割舍对宣纸水墨的眷恋，不甘心“全盘西化”，无论蒋兆和式的从素描入手还是黄胄式的从速写入手，都是力求寻找造型与笔墨的完美契合。这也正是时代对中国人物画的要求，无论解构形象的“现代艺术”还是游戏笔墨的“回归传统”都难以取代写实风格的人物画。宣纸水墨不似布面油画那样可以层层叠加，而是笔笔留痕，无可更改，既要倾力塑造形象，以形写神，又要讲究“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其难度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惟其难，才让人知难而进。中国诗词的格律不是很严吗?李杜苏辛等先贤们虽戴着“镣铐”，却全无羁绊，“舞” 那么自如，那么精彩!画亦如此，愿随而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