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儿的时候对我父亲最深的印象是在照片里,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在一群人中间站着。他给我最初的记忆是影像中的他。我知道他总是出差，我又在幼儿园整托，平时我们很难见面。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父亲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一走就是很久很久，我母亲曾带着我们姐弟俩儿去干校看望他。我对那时的记忆十分模糊，只记得“炎热的天”、“名叫小黄的狗”和去看露天电影必须迈过的“一条大沟”。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也只剩下“穿着黄色的抗美援朝军装”和“有着胡须扎人的脸”，我知道他从没有当过军人，可我还是感到一丝的惧怕。那时候，军人象征着敬仰和威严。我知道他很爱我，我的脸被他的胡须扎到时，我能感到温暖、爱和疼，我的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在1973年的某天，看到父亲从胡同口向我走来，我没有迎上去，而是掉头跑回家，我知道这是喜悦和惧怕同时在起着作用，我的父亲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知道接下来是作为儿子的我对他的无限崇拜，听他给我讲很多故事，我玩儿他亲自给我做的各种玩具。我觉得他什么都会做，我也努力地学他的样子做事，我仍然有一丝惧怕，我知道这里有陌生也有敬仰，他是我心中的权威和偶像。在这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我的感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他说的都不对，我的主意越来越大，我认为我们有很深的代沟，我还是有一丝惧怕，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他在我的面前从没有失掉过父亲的威严。我一旦与他发生意见分歧，我就马上成了英雄小八路—一声不吭，独往独行。

　　1996年我三十而立，我做了一件名为“三十不立”的作品。那时我让母亲讲我出生后每年发生的事儿，我用毛笔蘸水将这些事记下来，再加上我30年的记忆，一共写了30摞纸。但我并没有向父亲问过一个字，我知道虽然我是我行我素，但我对父亲的威严仍然敬畏，父为子纲仍为中国家庭伦理的中心，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1997年我去了柏林，不同的语言和环境，让我安静而思乡，尤其是对家庭的思念。我反思了很多我与父亲的交流，我发现父亲说的好多话都有他的道理，我渐渐地对他又有了往日的敬仰。我想表达我的爱,

　　我很多时候想去用我的手抚摸他，我知道做这件事是十分困难的，我也知道这是父子间的一道“鸿沟”。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用那“看得见摸不着”影像，将我正在抚摸空气的手用投影机投射到我父亲的身上，用我的这只虚像的“手”抚摸我的父亲。父亲接受了我的这只“手”，我得到一种复杂而丰富的感受，我知道这是说不清的，我也知道父亲也在这“复杂”的感受之中。我们俩没说任何话，我知道我的“看得见摸不着”的手在抚平那看不见的沟，我真的感受到了艺术给我的力量，我非常感谢那个叫“艺术”的东西。“抚摸父亲”之后,我知道虽然我们还有很深的代沟，但在这个代沟之上已建立了一座桥梁。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地沟通，我们不再用自己的观点去限制对方，我们也都有我们独立的生活方式。虽然父亲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我的选择，但他对我说：“你已长大成人，我的意见只是参考，你的选择应由你自己来决定。”他之前总是用“你应该”、“你不能”这样的命令词汇，而后来总是用“我建议”、“我保留意见，你决定”的商议词汇进行交流。我很感动，我感到了父亲的力量。

　　“抚摸父亲”成为我和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虽然在之后的14年中从未展出过，但它开启了艺术进入我家庭生活的大门，并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成为我与父亲的关系进入新纪元的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