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神话”与“苍蝇艺术史”
2010-05-21 11:41:19 吴味
在《“重写”历史还是“拐卖”历史?》一文中,我论证了由吕澎、朱朱和高千惠共同策划的“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以下简称“改造历史•新艺术展”)并不能真正地“重写”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它“重写”的是实际上是伪艺术史。(参见《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10年5月11日文章)然而,它到底“重写”的是怎样的伪艺术史,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追问,这有利于我们认清这个展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
针对“改造历史•新艺术展”,吕澎写了《“改造历史”的含义》(网上搜索)一文,此文可以说是吕澎等策划“改造历史•新艺术展”的纲领性文献,它全面阐述了吕澎策划展览的目的、内容、思路和艺术史观。在《“改造历史”的含义》一文中,吕澎说:“从新世纪的艺术现象看,‘改造历史’的含义包括我们对历史的再塑。”然而,吕澎要对历史进行怎样的“再塑”——即“重写”呢?吕澎说:“我们知道,90年代的当代艺术在新世纪里被市场所追认,也正是市场,让更多的人开始接触、认识、了解、收藏与投资当代艺术,所以,无论我们的艺术市场有多么的不成熟,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因为认为艺术市场“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所以吕澎强调:“历史地看,没有1992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今天的当代艺术,如果不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将如何有对话与讨论的可能?”由此吕澎得出结论:“新世纪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与市场巩固着上个世纪后20年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成果,并正在塑造21世纪的特殊境观。”
吕澎用很大篇幅批评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尤其是批评家)对“资本与市场”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危害性”的误解,认为:“有很多批评家不断地指出资本与市场对艺术的危害。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很可能是提醒艺术家以及热爱艺术的人不要受到资本与市场的侵蚀。然而,善意不等于是理性。……我们的课题是:该如何来看待和利用资本和市场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一些批评家强调‘资本强权’的危害性,可是,我们在他们的文章里找不到‘资本强权’究竟是如何具体实施它的淫威的事实,他们仅仅是抽象地讨论资本的危害性,就像1978年之前的中国人集体对资本主义的声讨一样,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同时也缺乏基本的历史观。”“不少批评家至今还缺乏历史学的常识,将历史人物——例如艺术家——理解为宗教般的道德化身,而不知道历史总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分析与阐释的历史。”……
很显然,吕澎认为是“资本和市场”塑造了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他的艺术史重写工作就是要为“资本和市场”树碑立传,因为在吕澎看来,“资本和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即使有“危害性”那也不是“资本和市场”自身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资本是在与滞后的政治体制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恶劣作用的,在艺术领域,当代艺术并没有接受体制的保护,而仅仅只有市场的支持,当市场本身缺乏进步的体制的支持并还需要更长成长过程的情况下,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在吕澎的心目中,好像中国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就只有“资本与市场”和“政治体制”,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所以吕澎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可能性设定在“资本与市场”:“今天,我们只能要在资本、市场与艺术的博弈中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够等待政治体制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那一天才开始我们的艺术工程,形象地说,我们只能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越复杂的迷雾,才可能上升到明媚的阳光层。”吕澎的论述实际上是肯定了“资本与市场”作用于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有效性、合理性(合法性)和唯一性。
我不得不“佩服”吕澎如此重写艺术史的“胆量”,在吕澎的眼里,“资本”(包括市场,在中国,艺术市场也是资本控制下的市场)在根本上决定了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所以,一部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就是一部“资本艺术史”。然而,资本真的能够决定当代艺术的发展吗?认为资本能够决定当代艺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的艺术经济决定论。这种艺术经济决定论把艺术当做普通商品,所以认为资本能够控制艺术的发展,它是文化上的机械唯物主义。然而文化具有高度独立性和能动性,文化的生产不是普通商品的生产,不是表面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能够解释的,说物质决定精神那是从最根本的层面而言的,但具体的精神又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决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对应决定的。艺术的精神特殊性决定了具体的艺术的生产不是物质决定的,而是艺术家独立精神的直接产物。艺术经济决定论在根本上漠视艺术的精神(自主)性,更对当代艺术那种批判性的精神性视而不见,它看不到当代艺术的批判性的精神性与资本的追逐利润的功利性的内在冲突,看不到当代艺术的文化先锋性与消费商品的时尚性的内在冲突,看不到当代艺术的文化超越性与资本的文化守成性的内在冲突,看不到杰出的当代艺术总是诞生于艺术家的孤独精神境地,它不仅是在资本关照不到地方,更是对包括资本在内的社会文化直接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结果。实际上,真正处在文化前沿的当代艺术很长时间内都是无法为社会所认识,更无法成为商品而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所以,就总体来说,凡是能够为资本所运作而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当代艺术肯定不是真正先锋的当代艺术,而最多只能是通俗化的、甚至是庸俗化的当代艺术,而这样的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当代艺术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它们只会像苍蝇一样,想方设法追逐着资本的臭味,资本也正需要利用它们的通俗或庸俗获取利润,它们各取所需,臭味相投。所以“资本”能够决定的当代艺术只能是“苍蝇艺术”,在资本制度极不完善和政治体制严重滞后的中国更是如此,而真正有价值的当代艺术恰恰都在资本之外,它决不是资本能够决定的。那么,吕澎意欲“重写”的由资本决定的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不就是一部“苍蝇艺术史”吗?它绝不可能是有价值的当代艺术史。吕澎批评强调“资本强权”危害性的批评家“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今天,吕澎的“改造历史•新艺术展”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资本强权”危害性的很好的案例吗?
在这种依赖庸俗的艺术经济决定论“重写”历史的背后,有一种貌似先锋、实则荒谬的历史观——即反科学的后现代历史观。后现代历史观彻底否定“历史真相”在根本上是一种反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有一个根本前提假设,就是相信宇宙万物表象的背后存在既定的秩序——即绝对真理,科学研究就是对绝对真理的探索,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体现就是相对真理。正因为科学相信绝对真理,才不断去探索绝对真理,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思维才不断突破,并不断取得伟大的发现。所以,科学的历史观总是相信历史是有“真相”的,尽管“历史真相”永远无法绝对还原,但总是可以“接近”的。因为历史有“真相”,所以历史的书写不能胡来,历史的书写者更应该敬畏历史。后现代艺术史观对“历史真相”的彻底否定,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破除了艺术史书写的本质主义,使艺术史书写能够不断发现艺术史的真理;但从消极的意义上、也是从最终的意义上讲它是背离了艺术史书写的科学主义,必然使艺术史书写不是不断发现历史的真理,而是不断游戏历史的真理,使历史的真理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历史书写的强权主义、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虚伪主义、虚妄主义、无聊主义……(人文学思维的局限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国度更是如此。
所以,吕澎说:“历史从来就不存在着一个本质主义的标准,历史也从来就没有一个被埋藏在无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深渊的绝对真理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历史仅仅存在于每一位关心历史的人的理性的判断与实际的书写之中。”“重写历史的含义不是说重写本身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不过是对历史的个人看法的再次陈述。”(吕澎《“改造历史”的含义》,网上搜索。)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艺术史观,它的“反本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借口。承认“历史真相”的科学历史观不是历史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强调事物本质的不变性,而科学历史观反而强调事物本质的发展变化性,只不过认为这种发展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律的,正因为发展变化的历史本质的真相永远无法达到,所以需要不断地进行历史的重写,以便不断地发现接近历史本质真相的相对真理,所以科学历史观恰恰是反本质主义的。也所以吕澎的“反本质主义”其目的在于反历史真相、反历史规律、反历史价值(不断让人更成为人的价值),结合吕澎的资本决定艺术的庸俗艺术经济决定论,我们就可以明白吕澎“重写”的“苍蝇艺术史”,正是这种后现代历史观的消极影响的极端表现。因为不相信“历史真相”,而相信历史不过是“个人看法的再次陈述”,所以,吕澎就可以随意将资本控制下的、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苍蝇艺术”重写为“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
由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与强权政治合谋的时代,资本在强权的护航下,仿佛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在“改造历史•新艺术展”中、乃至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界,“苍蝇艺术”满天飞(当然还有谄媚强权的“哈巴狗艺术”,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面。本文不论)。也所以,在政治体制很不尽人意的时代,在“历史真相”已被后现代所谓“解构”的今天,吕澎更是相信资本的“神话”,所以吕澎要依靠资本的力量“重写”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以制造新的“资本神话”。那么,在“资本神话”之外,新世纪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还有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吗?我只能做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相信,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终究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存在的,只要人还向往自由,就会有为了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当代艺术。这种为了精神自由而不是为了资本利益的当代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它的数量肯定很少,绝不会像“苍蝇艺术”一样满天飞,它需要“自由”而非“资本”的慧眼去寻找。而“自由”——真正的自由,永远是艺术的“绝对真理”,尽管我们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的自由。自由就是艺术史的真相,就是艺术史的规律,就是艺术史的决定因素。
(责任编辑: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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