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海外漂流了几十年的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在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了艺术界的极大关注。现在，与《愚公移山》具有同样命运的另一幅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奴隶与狮》也回到国内，不久将与世人见面。我相信，由于这幅作品的特殊意义，它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的冲击将会超过《愚公移山》。　　徐悲鸿的《奴隶与狮》创作于1924年，当时徐悲鸿29岁，正在欧洲留学。《奴隶与狮》在尺寸上比《愚公移山》大近四倍。这幅作品也在国内的相关刊物中也出版过，如《中国画坛巨将徐悲鸿》（北京出版社集团-----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徐悲鸿画集》第五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毫无疑问，这是一幅流传有序的真迹。　　《奴隶与狮》描述了古代罗马时期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故事。说的是奴隶罗支莱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救了一只受了重伤的狮子。后来作为奴隶的罗支莱斯在斗兽场与他救助过的狮子相遇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狮的肉搏，变成了感人的奴隶与狮子的和解。罗支莱斯和狮子的感人故事，感动了罗马皇帝，罗支莱斯也因此得到了赦免。　　从今天的学术立场看，《奴隶与狮》不仅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一幅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徐悲鸿艺术的意义和性质的机会。　　众所周知，在20世纪美术历史的研究中，徐悲鸿一直被艺术史家和批评家视为中国现实主义的先驱和代表画家，这种评价无疑与徐悲鸿一生都在倡导写实的艺术手法有关系。不过这一占据艺术史主流的话语和声音，也曾受到过美术批评家郎绍君的置疑。郎绍君认为徐悲鸿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因为他喜欢用历史和文学的题材表达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过在我看来，徐悲鸿在本质上既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者。在这里所谓本质和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是指徐悲鸿的艺术，与西方美术史上的古典主义是同质的，那就是对历史、文学（在西方主要是神话）和宗教（这一点在中国是缺失的）中伟大的事件、人物，采用理性、严谨而又稳定和谐的艺术形式，恢宏的气势，理想化的艺术语言给予描绘和表现，以歌颂其人道主义或英雄主义的精神，表达不同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涵。纵观徐悲鸿重大题材的油创作，如《奴隶与狮》、《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无疑都贯穿着古典主义的这种基本精神。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这几幅作品的题材均取自历史或文学文本，无一来自现实生活，所以，它们不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在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如库尔贝看来，眼睛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实的，而这个日常生活又是最普通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如库尔贝的《石工》就是一幅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实，在库尔贝等现实主义艺术家看来，现实主义艺术要反对的正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和幻想，古典主义的虚假和做作。　　二、徐悲鸿这几幅作品虽因题材的差异而在内容表达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就它们所涉及到的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国家民族主义而言，都属于古典主义的类型。从西方艺术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互动关系看，从古代罗马到十七世纪法国之后的古典主义，其实都在不同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意志，所以，古典主义艺术既为人文主义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所喜欢，也为集权政治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所倡导也就很好理解了。　　三、在艺术形式上，徐悲鸿的《奴隶与狮》等作品，都具有严谨的造型、和谐而又稳定的构图、理性化的秩序结构等特征，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艺术的审美理想。　　如果说我对徐悲鸿的艺术总体上属于古典主义范畴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奴隶与狮》这幅作品在徐悲鸿的艺术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在徐悲鸿的艺术历程中，《奴隶与狮》是他留学欧洲时创作的，这意味着在他所有具有古典主义类型的作品中，这是最早创作的一幅，这一方面反映了徐悲鸿在西方美术学院接受美术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他后来从事重大历史或文学题材创作的基础。其实在我看来，徐悲鸿在回国之后创作的一系列重大意义的油画作品，除了题材不再是国外而是中国的之外，其它方面都能看到《奴隶与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如此可见《奴隶与狮》在徐悲鸿艺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次，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角度看，《奴隶与狮》也是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开山之作，虽然徐悲鸿在回国后创作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强化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奴隶与狮》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则一直贯穿在那些作品之中，与当时国内启蒙运动的精神遥相呼应。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奴隶与狮》的回归一定会为我们深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问题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我想这也是这幅杰作在今天所具有的独特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