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杨心广，这个出生于1980年，刚刚从央美雕塑系毕业才三年的年轻艺术家，已经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然而站在他最新的作品面前，我却已经感到了隐含其中的一种力量。与同代的那些已经获得了太多媒体及市场关注的艺术家相比，他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年轻一代批评家及策展人的关注，但很多人，包括我从他的作品中发现的并不是那种表面的符号与风格，而是一种置身于经验之中的反思能力。

　　最早见到的杨心广的作品是一组后来知道叫做《钩子》的作品，他利用树杈的造型制作成钩子，把它们吊挂在展览中，细看之后能发现那些粗糙的“钩子”有着他的精心控制，比如枝干被打磨得浑圆光滑，但又突出了木头的结疤，尤其是在钩子的拐弯处保留了树皮，而钩尖处则打磨的非常尖锐。在这件作品以及《棍子》等类似的作品中，杨心广是为了建立一种基于物性的审美反思，物性在与器具性的张力之中凸显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些“钩子”与“棍子”中看到的是木头或树枝。

　　这样的思维方式伴随了杨心广很长时间，而它显然是受到了“物派”的影响，杨心广在他2007年的作品《絜矩》中，把一堆鹅卵石切割成矩形再排列成一个矩形，而旁边则是由切割下来的石料所堆成的圆形，这样的手法非常接近于关根申夫的代表作《位象-大地》。不仅是这种手法上的相近，更重要的是杨心广对“人”、“物”、“场”这三者之中的“物”的偏重也是“物派”的典型特点。他做过很多木头作品，除了前文所说的那些，还有《原子灰》、《瘦》、《接触》、《年轮》、《木板》等等，他在这些作品中始终以各种方式凸显着木头的纹理、结疤、裂痕等自然属性。虽然这些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和“场”的范畴，但他的重心显然是落在了“物”的层面上。

　　但是《凭栏处》这件2008年的作品却有所不同，在一个木制的中式栏杆上，他用老虎钳夹碎了多处木料，这个作品多了一个现成品的维度，栏杆已经是一件有着文化含义的人工制品，而“凭栏”早已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典型的感伤意境。在这件作品中，老虎钳的绞夹虽然带来的是对木料的物质感的强调，但更重要的是对栏杆的器具性的破坏，以及伴随的对其文化含义的审思，也就是说，它的重心在“人”，或者说意义的场域中。

　　正是这件作品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杨心广，人们在他那里发现了一种开始走出极少主义、物派及概念艺术趣味的艺术实践。中国当代艺术的年轻一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了这类趣味，表现为对美术馆白盒子趣味的迷恋，或者满足于沉浸在一种概念样板戏之中，追求作品的“干净”与趣味的“正宗”，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症状，但是杨心广无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转变可能。实际上，杨心广所受到的物派影响也是来自于美术学院的教育，在他的学生时期物派即成为了他艺术观念中的一种潜在标准，他后来的艺术实践既可以视为对物派的继续延展，也可以理解在物派中的逐渐蜕变，《凭栏处》即是这些蜕变的结点之一。

　　蜕变的真正动力是杨心广对“物”的态度及与“物”的关系，与极少主义及物派对“物”的理解不同，他面对的“物”不是抽象之物，不是自然之物，不是与自己无关的物，而是那些现身于个人经验范围之内的物，比如说，他必须要看到甚至摸到那些木头、石头、树枝或者板材之后才能知道如何去处理它们，而这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性。极少主义是一种指物为物的哲学，物派虽然把物拓展为自然，但是依然是扩大场域之后的指物为物，杨心广与此的区别在于，他采取的是一种随缘借物的态度，与指物为物所不同的是，“借物”更加地凸显了“人”与“物”之间的对话关系，核心也是“缘”。简言之，杨心广的艺术哲学虽然与极少主义、物派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更有着差异，这种差异被他逐渐领会与把握。

　　在随缘借物的这个线索上，《数沙子》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作品，它开始于一种“极多主义”似的都市禅，在百无聊赖的庸常生活中，杨心广开始数一堆沙子，但数完了一定数量之后，他突然想到如果再数一遍这堆沙的话，两遍的数量会是一致的吗?结果是，两遍的数量差了不少，似乎有不少的沙子“消失”了，但杨心广并不强调数量的准确，因为什么是“准确”呢，以什么来评判“准确”呢?如果可以说数沙子的行为本身是“极多主义”的话，那么数两遍沙子则已经超越了“极多主义”对时间性——即时间的物性在场——的强调，在这里，时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时间的展开中伴生的机缘。

　　虽然它典型地呈现了艺术家的哲学姿态，但《数沙子》并不足以体现艺术家对机缘的把握，最充分地呈现了杨心广随缘借物的作品是《底下有块石头》，这件刚刚完成的作品来自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最初他尝试着用铁丝扭出很多树的形状，打算以稍早的作品《树梢》的呈现方式，但是铁丝很难直接固定在地面上，因此他找到了一张板做成底座，这张板是非常普通的木工板，甚至侧边都保留着商标与型号，于是，“树”就栽到了这张木板上，木板似乎成了“大地”，其时正逢大雪过后，北京郊野的大地覆盖着一片白色，他受到启发在板面涂抹上白色颜料，然而作品看起来太“干净”了，也就是说太完整、太自足了，最终，他搬来了一块石头，把木板斜架在了上面。

　　这是一个容纳了各种机缘的作品，“人”与“物”，“物”与“物”，乃至“人”、“物”与自然的各种偶合关系皆被艺术家把握住了，并且交给了观众，我们从中窥见的就既不是物性也不是意义，而是对艺术家心思运转的领会。我们也无法拿某种外在的标准去衡量他的艺术实践，甚至他的作品已把我们从那些标准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置身于我们拖泥带水而机缘相生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