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永恒的孤独，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渗透到现实生活的男男女女的心灵之中，从而引起观看者的情感上的共鸣。在这些新作品中，文化身份问题已经转变成了人与自然、个人与宇宙、小与大、享受孤独与渴望交流之类的永恒问题。这种转变，不仅让王斐的作品显得更为当代，而且具有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由于将海、天、森林、山石和武士结合起来，给人一种超现实的奇幻感，一种宏大的气象、坚强的力量和超迈的圣洁感。在我看来，王斐实际上是在用他独创的形象给我们讲述当代童话，在琐碎、平庸、污浊的现实世界中为我们开辟出一个纯真的理想世界。当我们在对王斐作品的欣赏中将自身与角色等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与某种强大的力量达成连接，在让角色变成自我的同时，也让小我升华为大我，让现实变容为理想，让瞬间凝定为永恒……“

　　　　　　　　　　　　　　　　　　　　　　　　　　　　　　…………彭 锋

　　王斐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面貌蜚声当代艺术界。尽管从附中到研究生，王斐都在中央美院学习油画，但是他的绘画却没有沾染任何油画的不良习气。从材料、语言到题材、图像，王斐的作品都是全新的。王斐如何能够在可能性几乎被穷尽了的架上绘画中开出生面?对王斐的个案研究，有可能推进当代艺术哲学对绘画的认识，为拒绝绘画的终结提供新的选择。

　　早在1969年，德勒兹(Gilles Deleuze)发表了他研究培根(Francis Bacon)的专著《感觉的逻辑》。在该书中，德勒兹给绘画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介于再现或者具象(representation)与抽象(abstract)之间的道路，他称之为形象(figure)之路。德勒兹这里所说的形象，不同于写实或者再现的具象。后者有现实依据，是对现实的复制;前者是想象的产物，是艺术家创造性的成果。猴子的图像是再现的具象，孙悟空的图像是创造的形象，尽管二者在许多方面非常类似，但只有后者才是德勒兹所说的形象。在《感觉的逻辑》发表的前一年，古德曼(Nelson Goodman)发表了他的《艺术语言》。古德曼教导我们，应该将所有的绘画视为形象，而不是具象。一个人的肖像与其说跟这个人相似，不如说跟另一幅肖像相似。肖像画是画，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二者存在本体论上的差异。

　　如果用中国美学的术语来表述，抽象、形象、具象之间的差别可以变得更加清晰：抽象与形而上的道相对应，形象与形而中的象相对应，具象与形而下的器相对应。艺术的领域，就是介于道器之间的象。在抽象表现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培根以他对形象的研究和创造独树一帜。培根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走出了抽象和具象的困境。摄影技术的发明，让写实的具象黯然失色。艺术家由此转向抽象，以为在抽象中可以获得广阔的空间，但抽象的可能性其实很少，很快就被艺术家的实验所穷尽，蒙德里安将冷抽象推到了极致，波洛克将热抽象推到了极致，此后的任何抽象都不能给人以震惊的效果。相反，介于具象与抽象两个极端之间的形象，却有无限的可能。培根的绘画，让人们意识到了广阔的形象领域和巨大的形象力量。如同德勒兹认识到的那样，从现代绘画的角度来看，培根对形象的研究和创造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具象和抽象的拯救，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但是如果将目光放得够远，越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在埃及和中国的绘画中，我们会看到画家们一直是在形象领域中工作，他们并没有受到具象和抽象的困境的困扰。

　　王斐之所以一开始就能进入形象的领域，与他在中央美院四画室受到的训练有关。在袁运生先生的带领下，王斐和他的同学们花了许多时间去考察中国的图像资源。这种经历不仅让王斐积累了大量的形象资料，而且对具象向形象的超越有深刻的体会。有了超越，绘画就变得开阔;有了积累，想象就有了依托。这些都是王斐创造出独特形象的基本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形象都有生命力，都能够存活下来。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绘画小说，再到今天的影视卡通，人类创造形象的技术在不断改进，创造的形象不计其数，但只有极少数形象能够留存下来，进入交流的领域。对于形象的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释。如果将形象视为一种符号(symbol)，我们可以从符号学角度做出解释。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形象符号，往往在能指(signifier)上具备独特性，在所指(signified)上具有普遍性。通俗地说，就是用独特的外观表达普遍的思想。王斐创造的形象就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从视觉上看，王斐创造的形象具有极强的识别性，在当代艺术界中独一无二。但是，王斐的形象并不空洞，因为它们指向一个在当代思想界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即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敏感。尽管中国当代思想界对此还没有做出深入的专题思考，但是在文学艺术界已经有不少作品触及这个问题。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就经常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天龙八部》中的乔峰的悲剧，就是身份冲突的悲剧。王斐的形象让我们直面一个乔峰式的问题：我是谁?在王斐看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什么是中国文化?蒙古人侵入中原，摧毁了中国文化，清人入关，再一次摧毁了中国文化，现在我们又说西方摧毁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依然文脉不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中扬弃了各自的片面性，在更高的领域中达成了和解。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正源自这种冲突与和解。

　　总之，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问题将变得日益尖锐且扑朔迷离。它有可能造成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意义上的文明冲突，也有可能造成文化多元论者所期待的文化欣赏。在王斐的作品中，文化身份的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只是让观众遭遇这个问题，让观众在消费绚丽形象的同时，进入无言的沉思。在乔峰那里，身份冲突在悲剧式的结局中达成了和解。事实上，这种悲剧潜伏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王斐的作品所唤起的悲剧意识，有助于我们释放过分强烈的情感，让身心重获平衡。

　　文化身份是当代思想界面临的普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介入有助于王斐的形象符号获得普遍的意义。但是，文化身份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遭遇得到。在《天龙八部》中，只有当乔峰的武功达到登峰造极之后，他才会遭遇这个问题，也只有乔峰自己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文化身份问题尽管非常普遍，也只有少数精英才能遭遇得到，它是一个精英主义的自我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引发我们对历史的追溯，对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展望，但它更多地停留在思想的领域，而不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只有当这里问题与个人感受联系起来之后，作品才会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在近来的作品中，王斐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推进。作品不再是重述历史故事，或者阐发哲学道理，而是在借助他所创造的形象揭示当代人的心境。比如，在《雄鹰从不结伴而飞》系列作品中，画面被简化为海、天、人、山石和雄鹰几个基本要素，在海天相接的宏大背景中，人由山石幻化而出，以前带有明显文化象征意义的宽衣博带，演化成了宏大的自然，由文化身份问题引起的耻感，转化成了人在空旷自然中的孤独。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永恒的孤独，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渗透到现实生活的男男女女的心灵之中，从而引起观看者的情感上的共鸣。在这些新作品中，文化身份问题已经转变成了人与自然、个人与宇宙、小与大、享受孤独与渴望交流之类的永恒问题。这种转变，不仅让王斐的作品显得更为当代，而且具有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

　　王斐近来的作品所呈现出来这种新面貌，让我想起在美国西海岸盛行的超现实主义波普(Surrealist Pop)或者波普超现实主义(Pop Surrealism)。超现实主义波普是21世纪才流行起来的概念，指一种融合了超现实主义和波普艺术又具有唯美主义色彩的艺术。王斐的作品一贯具有超现实的特征，最近的变化让它又具有了波普和唯美的色彩，从而与太平洋彼岸的超现实主义波普遥相呼应。一方面，有了超现实的加入，波普不再指大众图像的挪用，而是指对具有普遍性的主题的发掘;另一方面，有了波普的加入，超现实主义不再指个人无意识的幻化，而是指向人类共同的乌托邦。王斐近来的作品，由于将海、天、森林、山石和武士结合起来，给人一种超现实的奇幻感，一种宏大的气象、坚强的力量和超迈的圣洁感。在我看来，王斐实际上是在用他独创的形象给我们讲述当代童话，在琐碎、平庸、污浊的现实世界中为我们开辟出一个纯真的理想世界。他所塑造的形象已经转变成了童话世界中的角色，当我们在对王斐作品的欣赏中将自身与角色等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与某种强大的力量达成连接，在让角色变成自我的同时，也让小我升华为大我，让现实变容为理想，让瞬间凝定为永恒。

　　　彭 锋2

010年8月29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