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是费孝通先生的一部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其中七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论文，是以费孝通先生在1947-1948年间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文章为基础。另外附加的六篇则是有关中国士绅的生活史。这些生活史是周荣德先生1943-1946年间在云南地区从事中国士绅研究的一些田野调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佐证费孝通先生在阐述这一问题时的洞见。此书曾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奠基人罗伯特·帕克的女儿玛格丽特翻译编辑，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国内的形势使得中国学者与海外的交流阻断，所以未能传播到汉语世界。直到200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赵旭东和秦志杰翻译的中文版在中国面世，才让费孝通先生这项早年的研究成果拂去浮尘，重见天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今天读来却是“晚来香如故”。可见，知识没有选进与落后，关键在于深刻，在于真知灼见。

　　与费孝通先生的另一部社会学人类学名著《乡土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士绅》侧重的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即所谓士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这就将问题引向了社会结构的中枢神经。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用荀子的话说是“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转移到康德那里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所以，知识分子的守与弃，都能够作为晴雨表，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底蕴。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就是从田野调查入手，通过大量取证，说明了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生活不变的脊梁。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虽然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张之洞)，但只要有一个核心价值存在，有士绅即知识分子们的捍卫，社会生活仍然不会彻底崩塌，并能够通过自我创造性地转换，重建起新的文明秩序。我由此想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到底应该守持什么?又应该放弃什么?如果只是为时而语，赢得庙堂之上的那点辉煌，结果恐怕就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这可不仅只是丢掉了“真诗在民间”的传统，更是丢掉了自我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