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 冬日手稿，1997，手工纸，61X24CM

　　建议打开本节的朋友仔细读读叶永青“欧洲日记”的前半部分。那时他在德国，因为语言不通，只能观察和体会，而且他有充足的时间，静下心来用母语写作。这些对新鲜事物充满兴致又对既往生活不无反省的记录，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缘故，有着独具而异样的风采，不啻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写作的优秀文字。

　　这些年叶永青走遍欧洲、美洲、南亚和东亚，但“生活在别处”。故土远去，世界变得没有现实，“过去和将来纷至沓来，在往事与梦幻的空白交接处踱来踱去”，于是叶永青有很多思考，从远方贡献给我们：

　　“准确地说西方人并不需要中国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不是在国际间艺术交流中扮演一种立即被认同的差异性，而是在谙熟和利用当代国际语言成就的基础上，具备对话能力”，由此“说出不同的声音”，“给予世界一个信息”。叶永青并不认同中国艺术家迎合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好奇或猎奇心理”，非常注重语言成就的实验性基础，即包括“整个知识结构的更新所代表的那种现代性概念”。另一方面，则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个人性，这种个人性之于艺术家必须“同正在影响整个人类的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中区别出来”，是个人关于身处文化圈子和圈外世界的联想，以保持文化的特异性，让“当代艺术产生着过去的和现在的区别、这里与那里的区别、你和我的区别”。

　　叶永青人在西方，感同身受，明白西方人对中国艺术自身价值判断的漠视与忽略。一方面他要“在这个刚刚开始了解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接受挑战和考验”，并“以这样一个多谱系的家谱衡量自己并以能从属于它为荣”。而另一方面，他又为中国当代艺术被人选择的国际出场深感忧虑。他多次提到在路德维希现代艺术馆咖啡厅里见到的前苏联政治波普作品，八十年代如此走红，而今在欧洲博物馆中早已不见踪影。“很难说几年过后，还会不会提到中国现今这批东西”。——这“说到底还是个权利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艺术之于本土文化历史的价值判断，回到艺术之于中国人生存状况和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化的叶永青四海漂泊、四处为家的时候，请记住他在德国朋友马丁父母家里写下的一段话：

　　“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中国的故事，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地图上的那一块，只是他们的儿子和朋友们说到的那几个地方”，“而中国是我的家，我的故乡，当我在地图上指出重庆、昆明、北京，并念出这些地名时，我真的感到乡愁，想念家人”。

叶永青 环保者，1997，手工纸，61X24C

 叶永青 1996，150X110CM，布面丙烯，绿色的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