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家 邹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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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了，各种事情总在忙，但心理却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不是去写艺术家的评论文章，也不是去理会美术界的各种纷争，而是要吐露对我的师兄邹跃进先生驾鹤西去的哀痛和伤感，要在自己心里永远记住这位好友和同道。

　　16日早上醒来看到杨卫的短信：“老邹走了”，心里想到前一天即15日下午在北京宋庄开会时杨小彦和我的耳语，他透露老邹的身体情况非常不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因为他与老邹的大舅子是老友，而老邹就在广州治疗。我当时的心里就一紧，没想到第二天凌晨老邹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大家。

　　邹跃进年长我六岁，是我博士学习阶段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师兄，我们都先后师从王宏建先生，他早我四年毕业，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在人生快要进入四十岁时攻读博士学位的。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老邹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时，我们就在易英教授的家里认识了。因为我曾与易英先生合作翻译《波洛克及其之后》一书(因种种原因迄今未能出版)，并且常在《世界美术》上发表译文，与老易甚熟，所以当时每到王府井的老美院，不时会到老易那桶子楼的一室之家里“蹭饭吃”。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见面，老易介绍说这是他湖南的老乡，也是湖南师大的师弟。想必当时的老邹因为只身在京读研，免不了像我一样总是有机会到有家室的朋友家里打打牙祭。饭间，老邹乘着不大的酒兴给我和老易表演他的“气功”——用一张10元的纸币瞬间切断一根筷子。我当时大吃一惊，头一次见到老易手里的筷子折段了，心想这人如何了得，一张薄纸竟能锋利如刀。我当时甚至于还真的相信老邹的功夫，逢人变说。不过以后每当提及让老邹再表演这纸断筷子的功夫，他先是推脱，后来索性实言相告，此乃魔术之类的把戏，不可当真，这是他从少年时便在基层的剧团工作期间学会的。不论如何，老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神奇幽默和容易相处。

　　二十年来，我们在各种场合总能相逢，老邹的睿智和口才在最近十年中仿佛喷发一般。他喜欢与人辩论，仿佛通过辩论能够提高自己的逻辑思辨能力和临场反映能力，但他从不恶意攻击他人，而是把他人和对方当成是自成一体的同行，希望通过辩论推进双方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思考。这是一种古希腊智者之间的较量，而这种较量体现出来的是思想的光芒和智者的雍容和大度。“建构”是老邹在表述思想语言和客观实存相互之间关系时最爱使用或者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因为他的学术逻辑建设深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而我对后者的理论曾研究过，在内心能体会到师兄的学术风格和倾向。

　　最近五年大家都很忙，但从各种会议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中，明显可以感到市场和资本对独立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的削弱。同行们的书是越读越少，一种凭借经验和关系独步艺术江湖的“反智主义”倾向在美术界特别是批评界蔓延(沈语冰语)。而邹师兄是少见的能够不断通过大量阅读来通观中外当代艺术理论发展的人，他曾与我谈到，希望有机会我们能够合作写成中国自己的“艺术理论批评史”，这是何等的理论瑞见和雄心啊!没有对中国百年来艺术理论特别是最近三十年艺术思想的完整了解和把握，是难以驾御这样的课题的，而老邹恐怕是中国当代第一个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的学者。形象地说，和邹跃进先生在一起参加会议，总是在经历一次次思想和逻辑的推延和梳理，因为他的缜密思路和雄辩表达，是对同行们的一次次促进，促使有心人去认真阅读，掌握新知识，跟上时代学术的步伐。不仅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而且是整个中国的美术理论和批评界，因为这些年邹跃进先生的勤奋努力而保持着一种开放和严谨的理论意识。他的离去对学校的讲台上、各种研讨的会议中及史论著述里思想和理论高度的影响及造成的空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益发显现出来。

　　一个推崇理论、善于思辨和长在表达的难得学者就这样在他的盛年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我们这些熟悉他的同道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损失，因为他的许多思想和见解是在这个时代的环境和背景下形成的，也是针对这个时代和未来的发展的。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