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通过翻译和介绍，中国学者开始了对外国美术的研究。然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国门，与外国艺术步入同一个展示平台并发生文化互动时，我们对外国美术研究的整体格局仍然未能走出传统的编译状态。事实上，二战以后外国美术思潮的风起云涌，无论在学术观念、媒材运用还是在推广策略方面，所不断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早已逐渐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主动与被动的互相作用力中，从艺术教学到学科建设、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构建，都渗透出国外美术观念的痕迹。那么，中国对外国美术的关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后，为何仍旧未能建构一套适应当代艺术发展的新的研究体系? 　　进入2l世纪，也就进入了一个资讯更为发达与便捷的时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信息渠道的多元畅通，使世界在弹指一点间即可连通，也使我们不再受制于传统交流方式的种种局限。曾经以纸本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年代里，国外的书籍与画册成为了我们研究外国美术的主要途径，编译成了研究的主要手段。这些来自于国外的书籍、画册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而较之于行进中的外国美术，这些看似前沿的“一手”资讯的更新实则无法跟上艺术潮流的发展速率，编译自身存在的文化认知和学术偏好，又使这些资讯的前沿性与可信度被进一步消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通过编译获得的间接的研究资料，更使我们始终无法触碰到艺术潮流发展的真实脉搏。听任这种状况发展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处在被动地追赶潮流的窘境之中。对于国外书籍与画册的依赖，注定了外国美术研究的总体学术格局始终无法走出编译的尴尬局面。　　为什么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惯有的研究方式和价值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固有意识形态的先行和传统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得我们在面对宏大的外国美术研究时，无法回避中外语言、身份、环境、背景、历史、文化等等的矛盾和隔阂。　　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形态、科技水平、经济状况与文化艺术一同经历了深刻的变革。20世纪初，我们可能会因为拉链、圆珠笔、冰箱……这样的发明而惊叹不已，但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物品早已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开始逐渐被媒体所支配。电视、影像等新媒体技术不仅在大众文化中扮演了越发突出的角色，而且其影响力扩展到艺术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尝试将科技融入艺术的创作中。新媒材的加入使艺术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也使科学与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逐步转化为真切的艺术体验。在杜尚等先锋艺术家之后，对于新媒材的实验与运用，更是发展成为一种艺术自觉，它直接引发艺术家观念的日趋颠覆性，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日趋多元化，为艺术的发展催生出无限的可能。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艺术新媒材，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尤其传统的架上绘画、雕塑等艺术媒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一点在20世纪末的网络技术成为艺术创作中又一个新媒材的现象中显得尤为明显。正如杜尚的小便池给传统艺术重拳一击般，新兴的媒体艺术也给传统艺术带来了一次重创。与科技为伍，使新媒体艺术自生发以来就显得底气十足，如今也凭借其在视觉感染力方面的优势开始大肆瓜分传统艺术的疆土。这在奥地利的林兹媒体艺术节、德国的欧洲媒体艺术节等国际性的媒体艺术节中可一探其端倪。当艺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时，我们的学者怎样运用当代人的眼光关注和研究这一时代的世界艺术变化，这才是关键所在。如果这时我们仍在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国外艺术领域里存在的现实，又怎获得外国美术研究的真实材料? 当下，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结合得更密不可分，新媒材的加入使我们感觉艺术似乎就在身旁。也许正因为这种近在咫尺的距离，使我们对外国美术的认知又陷入一种新的文化误区。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爆炸、图像泛滥的世界，看似触手可及的周遭事物却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和对象又隐藏在繁冗的表象之中。面对这些不可捉摸的变数，只有身临其境地去感知，才不至于在纷繁的资讯中随波逐流。如今，从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到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众多艺术事件吸引我们亲临现场，在第一时间汲取国外艺术的资讯成为可能。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走出国门，步入国际舞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为我们重拾被忽略的现场感受提供了更多可能。面对这些重要的艺术活动，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遗憾的是，在这些国际性的艺术盛会中，中国批评家、研究学者的身影总是不多见。与中国艺术家的趋之若鹜相比，艺术史的评论者、研究者们似乎对这些艺术现场并不敏感。也许与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建构的知识体系有关，它已经让我们的学者培养出了一套惯用的研究方式，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外国美术的整个学术研究水平始终未能走出瓶颈状态。 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单单是走出去的问题。如果固有的研究方法不改变、知识结构不更新，恐怕问题依然会得不到解决。如今信息渠道的多元，已经改变了外国美术的研究方式。我们不必再去依赖国外的书籍与画册，因为网络技术的发达，使我们只需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就可以与国外的画廊、艺术机构、艺术家们建立最直接的联系。通过网络，我们可以获得比国外书籍和画册更为前沿的一手资料，从图像到文字，可谓是一应俱全。我们也不必困守在编译的形式中无所适从，因为与编译得来的间接资讯相比，真切的现场感受更能使我们了解国外艺术发展的真实面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现场不仅可以体验国外各类艺术活动的发生，而且可以对外国美术研究对象进行还原，这无论是对外国美术史论研究，还是对外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和批评，都将构成新的认知。当今世界艺术的发展状况已是今时不同往日，对艺术理论研究者的要求也是今非昔比，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上，更新传统知识结构，转变固有意识理念，掌握当代研究手段，才能在与西方各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动向的对话中，建立中国研究外国美术的立足点，并使成果反作用于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 在2l世纪这样一个数字信息时代，掌握英语、计算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必备的生活技能。对于外国美术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看似与外国美术研究无关的技能，却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研究的行进与发展。当与国际接轨时，直接而有效的交流可以为我们的研究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旁枝末节，越过了编译这道原来唯一的工序，也就直接接触到了文本和图像的真实面貌。近年来，中国关于外国美术的研究已经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巨大变化，并取得许多可以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成果，尤其基础工作的梳理是值得骄傲的，比如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已经与欧美的研究没有多少差距。此外，一批从国外学习或者研究归来的学者，为国内学界带来新的思考方式、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这是改变现有研究体系的催化剂。然而，这样的努力仍然显得孤单，世界在变，艺术在变，而我们现有的研究体系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唯有将学术研究纳入到国际的真实视野中去考量，融入到当代艺术发展的背景中去探讨，利用现代的网络平台和现场的直观感受去更深层次地了解外国艺术的发展，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真正具有前沿性、前瞻性，并使理论研究真正发挥其学术引导作用，这也正是2 1世纪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应该持有的“现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