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羽就开始自觉地站到了这个水墨立场上来考虑包含其中的文化问题了。他属于实验水墨领域中抽象水墨的最早的一批探险者之一，在墨性与纸性上寻找各种可能性。横亘在张羽画前的文化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水墨画的转型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羽缓慢然而坚定地走向他的目标。张羽的《灵光》系列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在样式上他从复杂性开始，最终却以单纯的墨块来作为述说的语言;而在意义上，他以形而上学的终极状态，颠覆了传统的所谓“意境”格局。这样，张羽通过他长期的努力，逐渐地为水墨的现代性开辟了另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径。水墨画的“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解决近代以来的那个两难处境，既保留作为中国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又要把这种传统样式插入到当代社会中，寻求与当代社会协调的交接点。在此起彼伏的现代水墨画运动中，在多种语言尝试的实验中，抽象水墨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而在这个路线中，张羽无疑具有一种艺术史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用最大的力度打进水墨这个领地，更重要的是他持之以恒地把这个画种各种可能性推向极限。当他终于走到《灵光》系列时，那种极简与极繁的对立统一，那既讲究材质又考虑墨性的张力，都达到了一种高度。水墨画的独有魅力在这里被延伸到了这样一种高度，离此而水墨可能会不成其为水墨，但不这样做，水墨本身的内在精神又得不到真正的张扬。

　　在十几年的水墨工作中，张羽还有一个实际贡献，那就是他主持编辑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丛书，明确地把推进当代水墨画的向前发展作为根本宗旨，从现实的角度极其有效地报道了现代水墨的进展。对于水墨领域来说，这种实际工作的重要性，甚至比之单纯的实践还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张羽的这个工作还表明，他一开始，就从两个方面来从事他的工作：一方面是从实践角度来推进，另一方面则从传播的角度来集合同道;一方面是在实践中把问题摆出来，用作品来发言，争取水墨领域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是在出版中摆出各种观点，从理论上达到新的认识。所以，我认为这两件工作完全可以视为是同一种性质的工作，其意义在于力图插入到近代史中，使现代水墨不至于成为现代文化运动中的“他者”或“缺席者”，也使水墨问题不至于“悬置”起来。结果是，张羽在这方面又使水墨画成为“历史”的一员使之具有“历史的意义”。

　　1997.5于广州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羽就开始自觉地站到了这个水墨立场上来考虑包含其中的文化问题了。他属于实验水墨领域中抽象水墨的最早的一批探险者之一，在墨性与纸性上寻找各种可能性。横亘在张羽画前的文化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水墨画的转型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羽缓慢然而坚定地走向他的目标。张羽的《灵光》系列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在样式上他从复杂性开始，最终却以单纯的墨块来作为述说的语言;而在意义上，他以形而上学的终极状态，颠覆了传统的所谓“意境”格局。这样，张羽通过他长期的努力，逐渐地为水墨的现代性开辟了另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路径。水墨画的“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解决近代以来的那个两难处境，既保留作为中国身份的水墨的自我形象，又要把这种传统样式插入到当代社会中，寻求与当代社会协调的交接点。在此起彼伏的现代水墨画运动中，在多种语言尝试的实验中，抽象水墨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而在这个路线中，张羽无疑具有一种艺术史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用最大的力度打进水墨这个领地，更重要的是他持之以恒地把这个画种各种可能性推向极限。当他终于走到《灵光》系列时，那种极简与极繁的对立统一，那既讲究材质又考虑墨性的张力，都达到了一种高度。水墨画的独有魅力在这里被延伸到了这样一种高度，离此而水墨可能会不成其为水墨，但不这样做，水墨本身的内在精神又得不到真正的张扬。

　　在十几年的水墨工作中，张羽还有一个实际贡献，那就是他主持编辑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丛书，明确地把推进当代水墨画的向前发展作为根本宗旨，从现实的角度极其有效地报道了现代水墨的进展。对于水墨领域来说，这种实际工作的重要性，甚至比之单纯的实践还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张羽的这个工作还表明，他一开始，就从两个方面来从事他的工作：一方面是从实践角度来推进，另一方面则从传播的角度来集合同道;一方面是在实践中把问题摆出来，用作品来发言，争取水墨领域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是在出版中摆出各种观点，从理论上达到新的认识。所以，我认为这两件工作完全可以视为是同一种性质的工作，其意义在于力图插入到近代史中，使现代水墨不至于成为现代文化运动中的“他者”或“缺席者”，也使水墨问题不至于“悬置”起来。结果是，张羽在这方面又使水墨画成为“历史”的一员使之具有“历史的意义”。(杨小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