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艺坛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一方面是主流艺术的商业化与时尚化；另一方面是一些艺术家以更加清醒的眼光看待生活与艺术。这两种趋向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批评家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概括往往难以一揽全局。尽管市场、票房、上座率、收视率和拍卖纪录引领着媒体的视线，但无论从人的精神面貌还是从艺术史的演变着眼，后一种趋向更值得我们关注，虽然在商业消费大潮中它并不引人注目。　　徐唯辛是当代画坛关注、思考现实生活的代表性人物。他代表了这样一种选择，一种异于主流趋势的生活心态和艺术心态——既不全神贯注于市场，也不一心磨练“功夫”，而是努力使自己所从事的艺术融合于时代人文思考。从流露着质朴与宁静的《馕房》（1987）、《酥油茶馆》(1994)、《圣地拉萨》(1995-1997)到充满对现实环境关切之情的《酸雨》(1997-1999)，从《过道系列》(1998)、《龙年1976》(2002)到《核风景系列》(2004)和《工棚》(2004)……徐唯辛在艺术上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方面不在于形式、技巧和风格，而是作品所关注的方向的转变。遍及南北各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差异和农民工生存处境问题，由劳动条件决定的煤矿工人生存问题，历史遗留的社会心理问题，日益紧张复杂的外部环境问题……所有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在徐唯辛关注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在当代中国画家中，这种敏锐的反应和开阔的眼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艺术表现空间的扩展，源于画家思想的变化，源于画家眼界和胸襟的开扩。我无意促使艺术家成为政论家或者时事评论员，但目前的实际问题是艺术家疏远现实，艺术创作所表现出的情趣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而这种趋势正在被解说为民族艺术的正道。　　与主流水墨画不同，当代中国油画并没有远离现实社会。近几年来，表现现实人生问题的佳作源源不断。但在表现社会现实问题的范围、选择的形式上，大多数作品是以反讽和戏谑的面目出现。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反讽”的社会根源——“反讽”之所以被如此众多的美术家选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堪称叹为观止的“反讽”情境。其次，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事物持怀疑态度，但避免公开的赞扬或谴责。正是在这里，徐唯辛显示出他的独特性，他既不是那种反复使用某种符号化的形象来嘲讽现实的画家，更不是迎合流行趣味，创作“销售火暴的甜美题材”的画家。“美化”或者“丑化”都被他排除于调色板之外，夸张或者变形都不是他所倚重的手段。如果说今天的许多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喜剧”的视角来表现现实人生的话，徐唯辛则是以“正剧”或者“悲剧”的视角表现并探究当代生活。　　徐唯辛的绘画之值得关注，还在于他善于运用写实绘画的表现方式，发挥符合个性气质的绘画性因素。他每一组作品的构图、尺幅、色彩、笔触等绘画手段，都有不同的考虑和设计，都统摄于作品题材和作品意境。他为自己归纳出作画基本原则之一是“视觉效果要强烈，尺寸尽可能大，用笔尽可能放松，颜料要有一定厚度，材料的特性要充分发挥……”显然，这与他所要表现的现实问题和他想要争取的观众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2006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农民·农民”大型展览中，陈列在展厅正中的农民工形象系列作品，给进入展厅的观众巨大的心灵震撼——这种效果与他所选择的巨大画幅、质朴的色彩、自然的笔法有关。也更来自那眼睛上包扎着绷带，直面同时代公众的形象情感内涵之深重。以庄严、崇高的笔调描绘沉重、艰难的生命，这将是徐唯辛在中国绘画史上必然具有的地位。他所关切的煤矿工人、农民工以及平凡的芸芸众生，都具有一种超出艺术形式感染力的社会人文分量，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感知和思考所引发的问题意识。我注意到，在多次展览会上，徐唯辛的作品与同场展出的许多作品不同，它们往往突破当下一般绘画共有的文化心理限阈，给人难忘印象，并引发观众的思考和议论。当然，这是指那些眼界超越自我利益，关注并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现实问题的观众。　　徐唯辛一直以写实形式表现现实社会问题，并不是由绘画作品的“出路”所引发，而自有其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的基础。他回顾自己的艺术历程，看到许多画家落入钻研技法的窠臼而难以自拔，“幸运的是我爱好阅读在先，学习绘画在后。书读得杂，加上不断迁移，地方也走得多……到了中年，技术以外的东西开始起作用，作品逐渐由早期唯美的边疆风情转向了试图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这一转向的精神基础，除了爱好阅读博取新知之外，我认为应该到更深层的个人内心去寻找。接触过徐唯辛的人往往有一种感受，徐唯辛在日常生活和教学、艺术活动中，总有一种直率和温厚的道义感。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判断，非关个人利害，而是基于他个人内心根深蒂固的道德责任。在这里，我想借用康德喜用的术语：“德性法则。”被康德称之为“纯粹实践理性”要素的“德性法则”（或“道德律”）在指引画家的认知活动，对于世间万象的好恶抑扬，必然以对“德性法则”的始终不渝为取舍尺度。徐唯辛不是哲学家，不是时时按原则、律令办事的人，相反，他坚守深藏于他内心的道德责任感，这决定了他艺术活动的人文色彩，也使他拥有可贵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2007年3月于北京立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