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程大利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比一般的画家有学问、有思想，他是站在史论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的艺术家，这是他与一些当代职业画家的一个内在区别。当然，程大利还是出版家，过去现在他都曾主持编辑出版过那么多好的出版物，有的还获过奖。他是“业余”的画家，但他是无愧的理论家，有理论文集《宾退集—灯下谈艺录》为证。从他的出版家身份看，他的理论行为也是“业余”的了，但是我可以说:程大利的绘画水平与理论水平都是很高的，一点也不“业余”，是专业中高手。因此，程大利应该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他的艺术创作中有理性的智慧，有学者的修养;而他的出版、创作、理论又三位一体，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凝聚着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与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关切。我想，仅凭这一点，我们便足以确立程大利的特殊文化身份，并正确估价他置身的艺术制高点。我以为，正是有他这样的文化人续接中国文化的命脉，民族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当今世界，画家如云。然而画家群体中的文化贫血儿与思想矮子实在太多。程大利的秀出颖立并不出于偶然。他的天分与勤奋都是一流的，而他的出版人职业又为他提供了视野与眼界的开阔与便利。他生长于秀美的江南又周游了祖国的东西南北，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后又北上工作，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磨砺了他豪放而深沉的性格与气质，并孕育了他敏而好学、学而多思的生命基调。程大利个人气质的复杂丰富却是以直率真诚与朴实豪放为显露的。直白地说，他思想复杂而情感真挚，是“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句)的，又是“半如儿女半风云”(齐白石句)的。画境是心境之反映。程大利精神世界的“壮士抚剑，浩然弥裘”(《诗品》句)终于物化显现为他艺术格调的融古汇今与艺术气象的“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诗品》句)。程大利的艺术道路是由传统而求证于现代、使文人画融会于画家画，他力图置身于古今中西之间，杀出一条有个性而却含蕴着时代文化气象的独特审美之路。他曾在南京等江南文化名城生活工作了二十余年，饱受南方文化的浸染，但他认为自己的内在世界更为神往北方特别是大西北那壮阔雄浑、苍凉野旷的壮美风光，他个人多次自费抽暇往游，吞吐西北风烟，以浇自我胸中块垒，大概，这也是一种文化人的文化之缘与命吧。　　唐代诗人陈子昂曾在诗中慷慨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实，这种悲凉感慨、独立苍茫绝非仅属于陈氏个人，它是一种心灵放逐者与思想独立者的文化共语，勿宁视之为一种诗意的精神寂寞的象征。就我了解，程大利的精神世界是独特的、是诗意的、是孤愤的、自然也是苍凉的。透过他待人处世的热情和广交朋友，透过他周旋世俗处理事情的干练利落，我们应该领略到他那遗世独立的心绪和不免于进退、出入于世俗间的无奈与困惑。这种困惑、无奈、孤寂、苍凉，深而究之，难道不是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共有的吗?我以为这种可感难言、期默于千载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慷慨悲歌与千载寂寞的意绪，其境界之深远浩渺、苍凉旷阔，真是非斯人难与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句)的心境意绪，才有了程大利的西部山水系列作品。我始终认为:“关于文体(作品)的解释肯定是“诗无达话”的，但制造文本(作品)的人本却是唯一的，是不存在或然性的。因此，程大利的写意山水才有了骨脉和魂魄，才有了一种遥接太古而又伸延向未来的某种精神与文化内涵。世人妄谈奢谈“写意”，而我以为在大多时候简直是对民族传统绘画写意精神的裹读。写意者，写人文关怀之可画难言之意绪、之意象、之意境也，舍此而言写意，岂非是一种误会?　　具体地观程大利之西部山水画，我们才会通过其视觉图式的浑茫、浩大、苍凉、雄壮、沉郁等等表现，去感应艺术家深在的文化反省与心灵独语。画家用奔突热烈的笔墨语言述说着一种生命的壮烈沉重情绪，由此不难赏会到画家的美学境界的崇尚壮美悲凉。　　其艺术语言上的追求迷蒙漫漶、水墨氤氲，来自于程大利的现代文化省思。就我所知，程大利崇拜传统文化，但又不囿干传统观念，他的文化视野是活泼的、开阔的、发展的，用简单的传统和现代两分法来分析他的文化理想一定有失偏颇。我以为，程大利之不与人同处，首先在于他的艺术思想的清晰理性，在于他文化立场和高瞻远瞩，在当代艺坛，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有独思、深思然后才会有有力度的艺术表现。艺术的动人心魄处在于艺术的灵魂与精神含量。有上述然后才会有真写意、大写意，我欣赏程大利先生西部山水画系列时，最大感触即在于此。仿佛他的山水语言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要沉湎于语言本身，同时还要“心游万仞，神鹜八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