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大展”，无疑会再次给“元青花”带来一场热议。这其中必有几个关键词最值得玩味：价值、存量、真赝，但对于传世的许多“元青花重器”不仅真伪问题争议极大，就连许多科学考古出土的早期青花瓷的断代问题，两方面的意见都没能达成倾向性结论。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元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图大罐”拍了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遂引发了第一场热议。当时有个国内刊物约毛晓沪先生谈看法，毛先生找我探讨相关问题时，我谈到了本文的第一个观点：众所周知，元朝时蒙古人的统治非常严酷，甚至血腥，其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以，至少元代官府督造的瓷器、上流社会使用的高档瓷器上不会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的故事图案。类似图案的器物当出现在明洪武到永乐年间比较合理，因为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是个大力褒奖军功贵族的年代，是汉民族的人文历史再次成为主流文化的年代。

　　从这个最初萌发的思考，笔者开始对早期青花瓷器问题进行了资料梳理：

　　青花瓷的基本定义为，主要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的高温(约1300度)釉下彩瓷器。出现于唐代。20世纪70—80年代在扬州陆续出土过20余块残片，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青花点彩梅朵纹器盖，此外，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藏一件鱼藻纹罐等。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研究，其产地认定为河南巩县窑，这从近年在巩县古窑址出土的少量青花瓷标本已经得到印证。因扬州为唐代重要口岸，而钴成分分析结果为低锰低铁含铜的复合矿，应来自中亚或西亚，故具有“来料加工”的明显特征。

　　宋代亦有青花瓷，出土于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基，塔砖有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纪年款，故所出土13片青花瓷残片不晚于此塔纪年。1970年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基又出土了一片青花碗残片，伴随出土之塔碑说明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证明宋代青花瓷的烧制已经形成一定传统，且钴料成分分析结果为浙江本地，因此，宋青花应与唐青花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不局限于外销。

　　元青花概念的提出为美国人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美国佛利尔美术馆馆长助理)根据英国大威德基金会所藏景德镇“元至正十一年款青花象耳瓶”，对伊朗、土耳其两个集中收藏中国早期瓷器的博物馆所藏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于1952年出版《14世纪青花瓷：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创立了“元青花说”。其方法主要是通过工艺特征和纹饰特征进行排比，并对比15-16世纪典型青花瓷器，认定：“把这些瓷器归属于明朝瓷器的任何既定一类，都是不可能的。”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元青花瓷”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是元大都遗址发掘、景德镇元代地层发掘，以及江西、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考古发掘与窖藏发现，均证明了“元青花瓷”确实是景德镇在元代创烧的，采用白瓷釉下以钴为主要呈色剂的方法，成功烧造的釉下青花彩绘瓷器。钴料来源于中亚，文献记载为苏麻离青(英文smalt音译)等，成分为高铁低锰的钴料。其与宋青花瓷同样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特征除采用苏青外，还有三个明显特征：胎质采用二元配方;1300度高温烧成;高白胎的创烧成功。

　　张浦生先生在2008年景德镇国际陶瓷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认为，早期青花人物器中有八件典型器可以认定是元朝时景德镇的产品，其它的不能定论。故宫叶佩兰研究员在《元代瓷器·青花》一节中明确指出：……50年代以来，在江苏南京、安徽蚌埠地区还发现一些明代墓葬，其墓中随葬品都有元代青花瓷器(略)。

　　但笔者通过材料分析后认为：“元青花”在元代确实已经非常成熟，然而所有出土资料显示，其主要为“出口瓷”和民间祭祀用瓷，在元朝的地位不高，也不存在元青花的官窑器。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元朝名臣事略·杨忠肃公》等史料记载，元朝贵族不太习惯使用瓷器。因为元朝统治者是“马上民族”，蒙古贵族习惯使用金银制品，下层民众多用铜锡制品，而瓷器易碎，不适合游牧迁徙，所以直到近代蒙古牧区的人们都没有大量使用瓷器的习惯。同时，中国宫廷酒宴用具亦多为金玉器，即使到明朝也非常流行。例如明定陵地宫出土的宴饮器皿主要为金质;另，明宪宗万贵妃之父万贵、兄万通墓中所出执壶(酒壶和调料壶)、盘碗等精美的金质器皿也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其次，从目前发现的出土记录和传世品中，元代宫廷和高等级贵族习用青瓷、钧瓷系列传统名窑器，景德镇青白瓷的地位也很高，惟青花瓷不为所重。从有明确纪年的和科学考古出土的元代地层与墓葬中的青花瓷器来看，无论规整度、造型与绘画的精致程度上都不具有官窑器的特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磁州窑“内府”款梅瓶做工之粗劣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元代朝廷似乎更重视酒的品质，而非包装。注明“内府”仅仅是作为贡酒的标注，而非凸显容器的尊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明朝贵族墓葬出土之青花瓷器均无款，恰与明洪武至永乐朝官器亦无款相同(永乐晚年偶见带款瓷器)，因此，类似官窑特征的青花瓷器的下限，应该起于洪武初而终宣德中期官窑器加年款止，前提至元朝，则证据明显不足。同时有记载表明，洪武二年(1369)“祭器皆用磁，”(《中国陶瓷史》作“瓷”，以后所见引此文者皆如是，本文据《明太祖实录》改，见【注】)，故见诸报道的明初诸王、贵戚墓葬中多有经瓶、大罐等精美的青花瓷酒容器，应系当年御赐祭奠勋臣之明景德镇官窑定烧器。

　　再者，元朝时汉人是第三等人，元朝统治者如果需要人物题材纹样的瓷器供御用，尽可以下令工匠绘制诸如成吉思汗统一大漠等题材的故事，没有必要借用汉民族的传统故事。而明朝洪武到永乐，两代皇帝都是靠军事斗争取得的政权，因此，借助这些汉民族历史掌故题材来褒奖军功贵族则非常顺理成章，而传世品及明初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之青花瓷器，从绘画题材看，更不能支持其为“元青花”。

　　【注】《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丁亥，礼部奏：……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仿古之簠、簋、豆、登，惟边以竹。诏，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