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郭伟出道以来，一直是以青少年作为他画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在解释他的选择时，他曾这样写道：　　“无论过去与现在，我常以儿童和青少年作为我创作的主题，这主要是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关注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我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和感受人，并把视点控制在了自己熟悉的范围内，其目的是为了避免陷入泛政治化的艺术潮流之中。在不同时段，我会画些不同的场面，但那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故事或具体事件，而是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非人性化的关系和异化状态的一种谴责。简单地说，我是想将人当一种文化问题来对待。” 　　由此可见，画儿童和青少年对于郭伟，实际上是一种切入现实与反思现实的独特视角。如果说，过去他画青少年与特定年龄有关的话，那么，到现在则已成为他的一种创作习惯和一个研究领域。我认为，这与一些西方文化学者致力于研究青少年亚文化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分别选用了自己熟悉的媒介。不过，郭伟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是有着相当大距离的。发表在《画廊》1996年1期上的《正午之一》、《正午之二》与《入水》等，可算是郭伟的早期作品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还是对场景的呈现，都与现实主义风格保持着较为紧密联系。到了1995年，郭伟的创作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虽然人物的造型方式依旧，但背景已经虚拟化了——或是黑色，或是灰色。（见《飞蛾扑火》之二、《岸》之一、之二等）很明显，这其实是一个转变的症状，它预示着郭伟艺术变革的新方向。2003年以后，郭伟的作品完全超越了前期作品，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他仍然坚持了具像化的作画方式；另一方面，他又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具体地说，在人物的造型上，他大胆对结构与光影进行了简化与夸张的处理；在色彩的表现上，他改而采用了单色化的作画方案——有时是青灰色，有时是黄灰色；在背景的安排上，他更加强化了虚拟化的手法，而在作画的过程中，他则更追求笔触的书写性趣味。　　的确，从传统的标准来看，郭伟的近作是有着反审美趋向的，但从实质上看，郭伟是希望用一整套陌生化的处理手法来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变得出人意料的新奇，进而使观众对其中的异化现象予以必要的反思。在这方面，郭伟不仅对美国艺术家卡茨有着十分合理的借鉴，也很好地形成了个人化的艺术面貌。与此相关的是，郭伟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让画中的人物进行更加自由的“表演”，以突出他心中的观念与想法。对比郭伟不同阶段的作品，我觉得他早期的作品更像一部写实电影中的某一画面，现在作品更像一部实验话剧中的一个局部。　　在画面图像的来源上，据郭伟介绍，他近作中的人物并不是根据写生，而是根据摄影图片改画出来的——有的是他请人摆拍的，有的是他在生活中抓拍的，有的是他从画报上拿来借用的。在这里，被故意突出的机器观看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好地深化了他画面上的陌生化效果。正如大家所见，郭伟近作中画的都是当下处于青春期的另类青少年肖像——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多个人——但与传统肖像画家追求个性表现不同，郭伟总是故意将他们弄得类型化与写意化，而且，为了突出他们生活的特点，郭伟总是让作品中有着一些基本的场景和物象，如一地烟头、卡通玩具、假发、墨镜、莫尔干发式等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有意突出了他们在衣着、肢体语言、生活方式上与传统价值观的大相径庭，所以也很好强调了西方文化、商业文化、电子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我完全同意一位中国文化学者的说法，即“轻”、空虚、无聊、无奈、无目的是当下一些青年人共有的精神状态，而快乐、时尚、消费则是他们的最高哲学。至于国家的前途与人类的理想，是根本不为他们所关注的。倘若我们将其置入当下生活的大背景中，同时把自己的日常经验带入读解，似乎并不难体会到，艺术家在作品中希望提醒人们关注的文化问题乃是：在商业文化与高科技造成的人文环境中，中国的新生一代将何去何从。这显然是涉及本民族长远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人们绝对不可以熟视无睹，放任自流。当然，更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价值观去限制年轻人。而应该根据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情况，制定出更富有人性、更符合民族终极利益的价值观。对此，人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要到那里去？这既是现代人，也是中国新一代青年人难以摆脱的重大问题。而表现一些青年人无处不在的迷茫与困惑，正是郭伟绘画所热衷的，他的聪明之处是将这种迷茫与困惑转化为类似梦境的多意象碎片，让人有既所感也有所思，所以我深爱郭伟的绘画。　　2006/5/31于深圳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