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画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报告”近来介绍了不少以“人”为主题的艺术家，如石冲、邓箭今、郭晋、陈宇飞、杨克勤、黑鬼等，这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中国当代艺术中人并没有作为一个充分具体化和客观化的文化主题得到表现，它要么作为各种工具论的对象，要么仅仅是某些理论的抽象外壳，而在9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泼皮艺术”中，被“具体化”的人却往往是以“非人格化”、“非人性化”的态度和方式得到反映，结果是真实的人最终还是成为演绎抽象理论的工具。所以，我想：如何真正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态度来关注人和表现人，真实记录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裂变”过程，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你也是一个一直以人为主题的艺术家，我想听听你的一些想法。　　郭伟：的确，我作画的主题自然是关注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我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和感受人，把视点控制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如《室内危机》、《泳者》、《飞蛾》等)，控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陷入泛政治化的艺术潮流之中，有时我画些类似暴力的场面(如《无名剧照》组画)，但那不是针对具体事件，而是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非人性化的关系和异化状态的一种谴责，简单地说，将人作为一种文化问题……。　　黄专：怎么说呢?你的画面总有某种恐惧感，或者说戏剧感，借用你们最近那个展览的说法，在视觉上容易让人陷入某种“陌生的情境”，我想你强调的“控制熟悉的视点”与画面上的这种视觉效果间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郭伟：我想用我们那个展览前言中的一段话来回答你的这个提问：“我们试图通过陌生现实境遇的体验呈现生存本身的丰 富性和不可知性；通过这种对陌生的呈现，使人和社会建立起亲密、温暖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格力量，即我们必须批判当下艺术中弥满的犬儒主义那种企图以矮化人格来与社会调和的堕落倾向，激励我们的精神进步。”我想，如果现在我说我多少是一个具有人文理想主义情结的画家，你也许会相信吧。你所说的“恐惧感”也许是我希望观众更快进入我强调的状态的一种催化剂。　　黄专：我曾见过你的“包扎系列”，在那组作品中视觉上的恐惧感和距离感似乎是由一些象征性因素导致的，而在近期这批红色基调的作品中则似乎更关注某些具体“情境”。　　郭伟：前几年一直在创作包扎系列，我想最初的包扎是比较文学化的，有较强的象征性和暗喻性，这些特征应该说一直被我保留着。后来的想法是希望作品更加视觉化一点，所以在作画手段上作了一些改进，譬如通过增加肌理的办法使作品具有一定触摸感，用有凸形的线条来改变原来包扎中的一次性画法，空间处理上更为具体而原来包扎中的绳子则被我抽象出来成为覆盖画面的抽象因素，加强画面的“气力”，至于由黑白色调转变为“红色素描”也主要是考虑加强画面的力度，杜绝画面有可能产生的愉悦气氛，这恐伯是我对当今社会一切崇高“消费”、“娱乐”的一种逆反心理，应该说我近期这批“红色素描”是包扎系列的逻辑延续，精神倾向并无二致。　　黄专：问一个画家们都很反感的问题：那些西方画家对你影响最大?　　郭伟：哦，我想象波罗夫斯基、罗伯特?郎哥这类富有责任感和精神性的画家都从艺术和精神上给我不少启发。　　黄专：最后，如果没有“专利”问题的话，你能否为我们杂志的读者介绍一下你的一些作画步骤?　　郭伟：我喜欢直接在画布上构图，用丙烯颜料起稿是因为它易改动，很方便。当构图定下来之后，再用立德粉、乳胶做底，并用医用针管挤出所需的凸形线条，再用丙烯深入，最后用油画颜料润色，色干后用较锐的工具刮出一些凸形线，有时在画的过程中，也用一些网状物来拓些点状，以消除一些较流畅的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