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The Artworld》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世界”的游戏规则：假如没有艺术世界的种种理论和历史，任何事物都不会变成艺术作品：“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直观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世界。”如此，艺术批评对特定艺术世界的形成之重要性自不待言。　　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做一番观照，不难看出：随着在1980年代时活跃的批评家的海外或国内进一步潜心求学，以及新批评家的出现等，学理式批评逐渐形成了起来，艺术批评在与国际比对的过程中进一步学科化。这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中国当代艺术世界逐步从多年来的政治掣肘状况中向自律迈进。当然，这种自律与1990年代以来市场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交换性的市场经济对个体自由、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世界才有自律的可能。但是，愈演愈烈的市场化的文化机制在促进中国当代艺术进一步独立化的同时，作为双刃剑，也在把当代艺术与商业利益日益密切挂钩的过程中，侵蚀了当代艺术的独立性。而艺术批评也概莫能外，甚至，某些艺术批评对当代艺术的媚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保持对社会、艺术的批判以及艺术批评自身的批判，艺术批评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艺术批评的独立一方面与价值领域的制度化分化有关，另一方面与艺术批评家的主体性密切关联。对于前者，这种制度化建构任重而道远；而对于后者，保持独立的思索与批判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的基本操守，唯其在逆境中能持续持守而尤为可贵。　　但是，现实状况是因为从事艺术批评者相对的较低经济收入，许多批评家在经济利益的稍许诱惑中就主动放弃了这种独立的立场与姿态，批判意识土崩瓦解，迅速地转化为消费观念，屈服乃至主动趋就于媚俗化的艺术市场，成为资本增值的附庸和吹鼓手。他们由为真理而写作转换成为金钱而写作，揣测“雇主”的喜好，放弃立场地对其进行无边的吹捧，以求获得画廊、艺术家等的残羹冷炙。部分不甘委身于人分一杯羹，而求攫取更大经济利益者，则发动自身的各种潜能力争成为独当一面的弄潮儿、引领者。他们敏锐地探测国内外艺术市场的趋势、把握市场与官方的动向，因时而动地整合各种资源和契机，通过策划展览、包装新艺术家、联系销售渠道等，既赚得钵满盆盈，又打着文化策略的旗号而政治上正确。更有甚者，在博得满堂红的既有胜利基础上，还要将这种左右逢源进行到底，在学术论坛上获得合法性。于是乎，分明是艺术掮客和“文化媒介人”，却以学者的脸孔频频发动力量，为其谄媚理念获得学术上的正名。　　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当代艺术批评界却往往一团和气，除了少数批评家保持独立品格和深入针砭外，很少有人站出来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缺席往往并非批评家没有批判能力，而是在老谋深算的反复利益权衡下刻意的失语，有见识却无胆量，导致严峻问题始终得不到扼止，反而日益泛滥。无怪乎有批评家在学术研讨会上公然指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已整体陷落。　　当代艺术批评界的这个严峻问题，主要是经济诱惑下批评家的转型。但它也与批评界的另一种潜规则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一种前现代的江湖潜规则一直延续至今。某位艺术批评家居然曾撰文非常犬儒式的谈这个潜规则：只要不批评其他批评家，批评界就相安无事，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凡批评界出现争吵，往往是有批评家违反了这个潜规则，以至彼此才开始批评对方。这个潜规则最生动而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彭德所发表的致岛子的绝交信，其最主要的理由在信中表述的很明白：你既然批评我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式，那么我就和你绝交。　　这种谄媚式的批评，再加上江湖潜规则的肆虐，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摧残是极其严重的。它所导致的批评的非独立、非自律状态，既扼杀了自由的思想，也纵容乃至助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畸形成长。当代艺术在没有健康艺术批评的监督和指引下，既尚未摆脱官方文化的强制式操控，又全身投入庸俗商业文化的温床之中恍兮惚兮，被整合到社会和经济的体制之中，丧失其自主性质和批判功能。这种批评界的严峻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并随着近年来艺术市场的高涨而更加严重。但是，艺术界彷佛成为一个巨大而沉默的黑洞，对这种陈疾早已熟视无睹，却很少听到独立批评对其质疑的声音，任由它继续存在，而且进一步肆虐。如果批评界不对这个陈疾做严肃的清理，只会让它的流毒继续遗害。我们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建构一种让艺术批评独立的制度，另一方面需要从事艺术批评者加强自己的自我建构。而在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的当下，后者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