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似乎显得离谱，我有什么资格指派人家编辑做什么呢?拿我自己的经验做例证，结果正相反，是编辑先生(或女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我怎么做，碰上不客气的，甚至有些蛮横无理。大约应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老话，只怪我这“客”太小，人微言轻，因此活该被人“欺”。然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事实是，为数不少的编辑本身有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某种严重的扭曲。我曾经对一位做编辑的朋友说，现在有两种编辑，一种是有事业心而无眼光，一种是有眼光而无事业心。此话当然是以偏概全，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有它部分的真实性。　　有一个事实大家不得不承认，杂志也好，书籍也好，编辑的口味起了极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编辑的口味实质上决定了包括文学、理论、思想等各种读物的层次和水准。如果我们把它视为正常的、属于工作性质所容纳的范围，那么，是否可以追问一句，我们的出版物就该成为编辑的一统天下?任何工作都有它的特殊方面，编辑的责任重大——这没说的，问题在于，我们从眼下的许多读物中发现，由于编辑的失职而出现了种种弊端。举例来说，翻开任何一本文学杂志，你都会读到某种追风气、随大流的东西，仿佛他们代表的不是文学自身的质量和水准，而是一味地“贴近现实”，获得一种起哄的票房的效果。一会儿“六十年代”，一会儿“七十年代”，至于什么主义，什么状态，令人目不暇接。我敢说至今为止，没有一本文学杂志坚持了自己的基本风格及面貌，所以也谈不上树立真正的权威性，给人的感觉都与我们面临的时尚相似，匆忙而杂乱(而那些理论刊物、艺术刊物，情况大致相同)。我并不认为做一个编辑可以一成不变——我是说，如果做编辑像做时装设计师那样，事情就会变得糟糕。编辑需要发现，需要对新鲜事物保持敏感，但是绝不能刻意追逐时尚，跟随潮流，因为时尚和潮流总是短命的。　　其实，说到底这是编辑素质的反映，正如作品体现写作者的素质一样，读物的质量就是编辑质量的体现。而且写作者和编辑是一个整体，对文化、对舆论、对读者负有共同的职责，因此他们都在经受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才能上的(眼光、鉴别力和感受力方面)，一是信念上的(精神、理想和信仰方面)。我以为，后者更为紧要。如爱因斯坦说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来自于他们把对真理的追求置于一切追求之上的信念。是的，这是—个基本保证。与写作者相比，编辑与社会良知的接触面更加直接，作品和文章在他们手中流出，如果他们把对真理的忠诚看作天职，那就会努力推出真正有思想有创作的作品，就会把事业心转化为对社会良知的守护。当然，他们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判断力(编辑必须有编辑的才能)，这是一种职业要求。就历史经验看，许多不朽之作都与编辑倾注的巨大心血有关；在某些时候，一部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的作品，主要有赖于编辑之功——否则，这部作品很可能石沉人海。　　或许我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应该考虑实际状况，像写作者发出的无奈之声一样，编辑也有编辑的难处。但是它不能作为借口，以此掩盖自身信念上的软弱，以及能力上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