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炫谈到理论的原创性问题，两人的着眼点虽然一致，但结论大相径庭。吴炫致力于研究“元”理论，试图建立一种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体系，我承认这是好的，当代学人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然而我不觉得有此可能，并不是我怀疑他在这方面的才华，我是说，他再有才华，想弄出大名堂，可他缺乏展示自己的实践背景，愿望大于事实——我们面对的实在是：实践背景是能动的，主体的，而个人却是被动的，客体的，这是一；其次，我不相信原创性的理论会在仍处于“学习”阶段的当代学人那里产生，很显然，他们其实只起到一个中介作用，无论他们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当做价值理想，还是当做操作工具，都处在这个过程里，这是与雄心和愿望没有关系的；第三，它甚至与知识的积累无关，当代学人即使占据再多的知识，也锻造不出一种具有辐射力的思想，尽管两者之间的联系曾被夸大过，而实际上思想也许仅仅是思想，它是单纯而简洁的。　　按此观点来看待本世纪内的理论领域，学人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是铺垫。如果说从金岳霖、洪谦、冯友兰他们那里还看不出对原创性的重视，那么到了当下——我以为，学人们的雄心与实际之间的距离决不比前辈来得短。相对地说，两者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观念也不同，后者更迫切更急功近利——这与信息时代的开放性和广泛性交流有关，但是，我没有发觉原创性的动力已经具备。远的不说，从80年代起，西方思潮走马灯似地轮流转，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得快去得也快，犹如涨潮退潮过后的沙滩，沙滩依旧是沙滩。譬如，当下讲市场经济了，于是哈耶克、罗尔斯走红了，讲改革的循序渐进，于是雷蒙•阿隆被抬出来了。这证明什么呢?我们难道只能一味地“拿来”，不拿就什么也没有吗?我看到的情况是，学人们所能做的是把西方的东西介绍过来，拼拼凑凑，填补一下暂时的空缺。　　另一个问题，我说的缺乏“动力”不仅仅是指外部条件，更多的是它自身内的原因。旧的传统模式已经被剥离，几乎一丝不挂，而完全接受西方的模式，又只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如深邃的无尽的夹缝，两边都找不到依托。平心而论，处在传统模式中断、又不能续接西方思想的情况下，我们被历史甩到了理论积累的节奏之外，原创的可能性自然极其细微了。第三世界(包括日本、俄罗斯、拉美)基本如此，他们那里能够异军突起般地出现一批创作上的大师、大导演、大艺术家，就是缺大理论家大思想家。马克思曾说，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展示的，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事实的逻辑可能更为复杂——至少，差异是必定存在的，不可能被“发展”所抹平。我想补充一点，“新儒学”的理论家早就开出了疗救我们的药方，不止这样，他们还雄心勃勃地思考着要疗救世界。王小波说他们是“意淫”，是的，这是自恋癖加上狂想症，幸亏没有道学家搞起“新道学”，否则，我们身边又会多出不少喜欢“意淫”的人。　　由此，我对吴炫说，在中国，只有一种原则，那就是文学艺术，就是一切理论之外的创造性写作(当然，还有如电影、音乐等等)。我赞成并期待理论家从事“原创”，但是坦率地讲，我不太相信——理由很简单，因为它缺乏“原创”的动力；而文学艺术，尽管也有一个参照背景的问题，起点和积累的问题，但它是直接面对存在的，是从存在中挖掘自身的动力并达到推进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