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眼下真正关心文学的只有导演张艺谋一人，订了几十种文学杂志，不弄他的本行(电影)时便翻翻看看，前些日子从报纸上读到老张对当代文学的高论，不免心中疑惑，老张是真关心文学，还是把文学当作可资利用的工具，为他的电影服务?谁都有权利对文学发表看法，这一点我无话可说，然而看法中有真知灼见，也有瞎说八道——正如老张的观众，有言之确凿者，也有捧杀或棒杀者。　　按张艺谋的说法，当代(主要指90年代以来)文学偏重个人化写作，对现实生活关心不够，因此读来不震动人心，从中得不到什么教益。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评价，许多对文学变化过程感觉不适应的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受到的文学方面的熏陶教会他如此阅读，如此评价。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文学究竟承担什么?其实，对文学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被夸大(反过来也可说是缩小)和扭曲的，被习惯性地当成某种思想观念及意识形态的载体，“文以载道”是其最准确的概括——它的现代翻版则是各种各样的响亮口号，如此的话，文学自身的形态遭受了严重削弱，反倒变得次要。马克思早说过，文学的目的在文学本身。按最普通的意义来理解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它所争取的是写作者的独立及自由，而它的结果则是社会的评价，后者是前者的限制力量，但前者却是存在的本质方面。　　与张艺谋的评价相反，我以为90年代文学是一种自觉，所谓的个人化仅仅是它的表达方式。文学的写作，它所承担的说到底是写作者个人的情怀，个人的趣味和抱负。它的使命不是来自外部要求，而是它自身的催动。如果它指向崇高、道德、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过是它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也有权利指向虚无，指向痛苦，指向梦想，指向它愿意指向的一切方面。如果某个写作者是积极向上的，他的作品能够震撼我们，提高我们，使我们的精神趋向于纯洁，当然是好的；如果某个写作者愤世嫉俗，热衷于对“恶之花”的赞美，对痛苦的诉说，它穿透我们(由于日常生活积淀而成的)麻木的心灵，从而使我们发现存在之中的另一种实在，难道不好么?正是因为文学的承担在于个人的写作，才能造就这样一种多样的丰富的局面，并造就文学自身的繁荣。　　我反对那些批评者，他们动辄拿缺乏生活、缺乏理想作为口实，他们的道德基础建立在趋同性和时尚观念上。任何一个杰出的写作者都是一个特例，同时又带有共性说出你对存在最关注的东西——倘若做到这一点，生活和理想就全包含在里面了。因此没有所谓的深入或缺乏的问题，有的只是关注与否的问题，以及关注程度的深浅问题也没有所谓崇高和鄙琐的问题，有的只是角度的问题，和对自身存在的理解问题。　　我并不认为个人化写作的文学令人满意，是的，我看到它的许多层面存在欠缺；或者说，个人化的写作并没有按照它该有的样子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它是单一的和灰色的——诸如，许多(年轻的)写作者注重成功的捷径，注重快乐，而放松探索和冒险，置文学本体和建设于不顾，造成写作者之间的差别、特点和个性被抹平，变为另一种时尚的病症。但是——我要强调，它仍然比以往“集体话语”式的东西要生动活泼——它至少提供了新的契机，展现了未来的可能性。并且按照写作的本性而言，它向我们证实，自由的写作是写作成为真实存在的基本保证。以此观点，我想反问张艺谋，如果他拍电影是为文学服务——正如他希望用文学为他的电影服务一样，他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