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我不赞美　　读者不难发现，我的文章大部分是批评性的，似乎很少对谁赞美。如果追问为什么，我很难回答，因为这既不关涉到我的性格，也不是我刻意想去这么做。或许理由在于我把艺术看得太崇高太神圣，以致不愿那些从事艺术的人用轻浮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亵渎它。一个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就像磐石一样牢固，即使有所改变，也不会是它的内核。我深深了解，自己不可能随着岁月和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一团和气，不会。我的原则如此明确，除非我完全放弃批评这项工作，否则就是这样子。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前些日子有好心人告诫我，要多栽花，少种刺，懂得宽容。也许吧——我该宽容，但是我该宽容什么呢?——宽容那些吃皇粮(端国家饭碗)，却无丝毫进取心，经常做着昧良心事的体制内的人?宽容那些道貌岸然，整天拿高尚词藻挂在嘴边，而在艺术上却是低能儿的人?宽容那些满口先锋，满身清高，却连鸡毛蒜皮利益都不肯放过的利欲熏心的人?宽容那些苍蝇逐臭般地追逐这个主义、那个思潮，却毫无原则的人?宽容那些一头栽进商人怀抱，一边沾沾自喜地数钱，一边高谈阔论艺术的人?够了——我对自己说，若说宽容，倒该首先宽容我自己。请注意，我注重个人人格，注重个人的道德尊严，但我不是道德主义者，而且一向厌恶以道德的名义对艺术家进行词讨伐。我只是表明自己的基本立场，亦即是我对现实存在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如果(按我的看法)艺术是崇高的、神圣的，那么它便是对我们观念和行为的检验。反过来说，如果艺术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微不足道的事物，那么它值得我们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吗?说到这份上，事情的轮廓大致呈现出来，我不会降低标尺赞美那些不值得赞美的东西，像许多丧失原则摇笔杆子的人——或者为了情面，或者为了利益，或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等等。我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批评家，就必须像个批评家的样子，独立不羁，坚持不懈，只对艺术负责，只对忠诚于艺术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负责，而不顾及所有其他的东西。　　2）为什么我不合群　　迄今为止，我极少参与群体活动。是的，我不喜欢这么做，原因仍然难以说清楚。譬如，每到集体性的会议和活动，我都感到诸多不满意之处，那些忙忙碌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很难让我相信他们是在为艺术出力，相反，我看准他们是为自己出力。其实这也没什么，任何人从事任何工作，实现自身目的和自身价值都是一种既定目标，马斯洛不是把其放在人生最高等级的阶段吗?我丝毫不反对别的批评家热衷此道，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了一些推进的工作，从效果上看不能不说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不符合我的胃口。我喜欢苏格拉底那个著名比喻，把自己看作一粒牛氓，当现状如一匹偷懒的牛，就刺它一刺。这构成了我的较为独特的角度，冷静地独自地观察，然后将观察真实地表露出来。在我说自己不合群时。请注意，我在日常生活中朋友很多(分布在各个领域)，即使被我不留情地批评过的艺术家，仍保持双方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此说不表明我有多高明，这一点我同样信奉苏格拉底，我的知就在于无知——我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但是这并不证明我能做得有多好。　　我很谦虚，比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做出了不起事业的人；我很骄傲，比比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那些套巨人服装其实是侏儒的人。在现实中，骄傲或许比谦虚更重要，因为谦虚极有可能导致虚伪，以谦虚的外表掩盖内心的狂妄。我骄傲是因为我更少私心，所谓无欲则刚——当我选择了这一角度，实际上就铺垫了我的人生轨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它在左右和影响我的生活，而不是相反。这样一种内在的紧张，时时给我加油，不能平庸，不能随俗，因此常常有朋友说我活得太自律了。我不知道，换一种角度会怎么样，或许是中了经典学说的毒吧，我对自身的衡量几乎一成不变——如孟老夫子说的，人必自辱而人辱之，亦像萨特的名言，英雄把自己造成英雄，奴隶把自己造成奴隶。由是，我情愿特立独行，始终牢牢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拒绝参与，拒绝群体化。在一个混乱的无序的时期，一个私心泛滥利欲熏心的时期，一切所谓的合作、策划、战略、运动等等，都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个人欲望的不洁气息。——我再次声明，我不反对别人这样做，而且我希望他们做的有声有色，对当代艺术有推进作用，但是我参与，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3）我对现状的观感　　1985年我还在学院读研究生时，就发表那篇引起许多争议的文章。很显然，那时我仅仅出于一种模糊的知觉，一种对僵硬规则的反叛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预感到了新兴的艺术潮流即将来临），因而发出激烈的批判之声，体现的是较为典型的年轻心态。十多年过后，我对艺术现状的观感是什么呢？经过1985年以后的所谓“新潮”的荡涤，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艺术界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多元的、多样的格局或多或少得以确立了，再也没有一种形式的东西一统天下了，即便是官方的全国展览也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性。或许真如哈耶克他们指出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化)是抵制奴役的最有效保证——因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民主意识的增强及个人自由观念的抬头。艺术家在各自的基点上寻找发展，就像俗话说的，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几分清醒，便不会把我们面前的市场经济当做救星。我是说，我们的生存背景并不有利于艺术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任何伟大的艺术都是穿透时代的，但是任何艺术家都无法避开时代的局限——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我们面临的艺术现状是支离破碎、不可名状的，什么都有，什么都保留不住。传统这一大板块仍旧如我以前说的，众多人围着它浇水施肥，兴致勃勃地议论它将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其结果却是我们不断在各种展览里(以及发表的作品中)看见的，水准和品位继续大踏步地走着下坡路。新文入画也好，水墨实验也好，都是凭借一些陈旧的和时髦美学碎片做做包装而已。除此之外，油画的问题始终被国情(说民族性也行)所掩盖，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实际上都基于这种摆脱不了困境。以栗宪庭的观点，无论写实主义技巧还是正宗的油画味，结果都把技艺当作了艺术的目标。多少年来，一茬茬的油画家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难留下一些供后人瞻仰和学习的作品。下一代人轻而易举取代上一代人，这在艺术史上是不正常的。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艺术与我们存在的当下性之间具有落差，是啊，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多元化和多样性只是表明文化越来越带有包容性，然而它们并不表示艺术与创造的剥离，以及与我们当下感受的阻隔。艺术的当代性是一种标志，它提示我们，艺术必须与我们对存在的感受紧密相连，是我们对生命实在的直接体验——反之，它便是笼罩在我们感觉外壳上的罗网。艺术的当代性在中国仍处在迷雾之中，一方面是它受到官方展览机制的排斥，几乎没有它的容身之地，另一方面也遭受商业化的压抑，从展示到收藏(包括缺少基金会制度)，难有它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只是它在境遇上的难堪。谈到当代性，其实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大家知道，本世纪以来的一切新变化，都与西方文化的刺激有关。我倒不一定赞成“刺激——应变”这个模式，但是我否认不了我们确实站在四分五裂的凹凸不平的文化平面上，总的趋向毫无疑问受着西方的牵引。因此就出现了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后)此起彼伏的波澜，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把人家100多年的历史全部模仿和演习了一遍。目前为止，西方中心这个话语霸权还未见出动摇，我们是接受者，是被观看者，是被选择者，这是个时间问题呢?还是命定的轨迹?总之，中国的当代艺术离与人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似乎还相距甚远。话又得说回来，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估价没有栗宪庭那样悲观，即使他用的“春卷”、“中国瓷”的概念有些道理，但是至少在事物的运动形式上，没必要以一刀切的观点作为判断基础。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文化上的发展历来不是机械的、划一的，不平衡才是事实的(这样的事例很多)，各种文化的碎片汇集起来，或许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同样，艺术在不少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和民族)，也表现出极为独特的面貌。应该说，西方中心只是一种共时性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的历史评判。　　4）我打算做的和正在做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曾经很愿意安分守己做好一个批评家，多读些书，多钻研些理论，扎扎实实打牢基础，但有一天我发觉这是徒劳的。本世纪以来的实践向我们证明，我们在理论方面完全缺之原创动力。传统模式已被丢弃，新的规范又不能建立起来，我们完全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我们只能一味地“拿来”，不拿就什么也没有。因此所谓的理论家，便只能起到一个中介作用，把西方的东西介绍过来，拼拼装装，填补一下暂时的空缺。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我认为也不会有像样的理论出现。第三世界大都如此，俄罗斯、拉美、非洲，能够横空出世向世界贡献一批创作上的大师，就是缺理论家。我们被排除在理论积累的节奏之外，争取不到这样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热热闹闹轮流转，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得快去得也快，犹如涨潮退潮过后的沙滩，沙滩依旧是沙滩。　　就如我说过的一句极端话：一个一流的批评家，只抵得上一个二流的创作家。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如果从某个人的成就评价他，那么他从事的工作至少说明一半问题。从90年代开始，我为自己规定新的目标，倾注大力气投入文学创作。我愿意默默地不受任何人注目地投入创作，但表面看来，我仍是一个不断有批评文字见诸刊物的批评家。在我打算以创作作为我成就的坐标时，它仅是我自己的内在的要求，我从来不准备把作品当做晋见礼进入文学界，因为那里有很多令我十分讨厌的方面。我的作品《新中国》第一部已经发表在《芙蓉》杂志上(全书共四部，80万字)，另有一些片段发表在其他刊物上。比起这么多年在批评上的努力，长篇小说《新中国》是我最出力最投入的工作，它终于完成了，它是我的奠基之作。我谈起这个，并不是在炫耀什么(这有什么好炫耀的呢?)，不是表明我多才多艺，而只是告诉读者我对自己的要求，以此证明我对创造性工作的尊重和迷恋。　　这样，我便有了一个较为踏实的基础。不错，我不会放弃批评的职责，我有这样的爱好(说责任也对)，但是它不能成为我长远的追求，以及成就和荣誉的目标。　　5）我是自由自在的　　我在不少文章中抨击体制对个人自由和创造精神的扼杀，然而我本人就生活在体制中。这是悖论吗?或者是我的无奈?平心而论，我很少感觉到体制对我的影响，我感到自由自在。体制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它的同化能力上，它的自我消化及自我修复功能。只要试图在其中获得利益，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变成漩涡边的泡沫。我在学院的唯一感受是我能够经常接触到一批又一批的生气勃勃的学生，一批毕业了，又一批进来了，如新鲜的植物始终在我眼前蓬勃成长，使我真切地感受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气息，这是至今为止我在学院里获得的最大益处。除此，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仅仅把我的教学工作当做谋生手段，一方面我喜欢与学生相处，另一方面我不向体制索取。我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体制严格划分开来，保持一种平衡，一种对利益的漠视。因为我深知那些体制化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跌倒的：为了职称，为了工资，为了一点小小的虚荣，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理想全赔进去了(当然，我不否认他们中也有一些优秀人才，他们作出的成就让我尊重)。我给自己规定了自我模式，心安理得做我的“终身讲师”，一心一意沿着自己的理想之途稳步迈进，这么做，失去的只是体制化的束缚，获得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生活中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