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能力的丧失，意味着思想的僵化和枯萎。我看到，在很多场合下，思想界的人士更愿意趋同而不是坚持独立，把某种臆断的观念奉作真理，费尽笔墨为之寻找依据；或者将某种常识的东西当作精深的理论，大加吹嘘，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无异是愚弄。罗素主张适度的怀疑主义，以保持对任何事物提问的权利。我想，如果思想者能够自由地思想，而不受外力压制的话，我们面对的实在，该提问的方面太多了。　　倘若思想者在思想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思想什么，而是什么不能思想，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我们说思想自由是指对任何事物都可以提问，另一种结果也就产生了。譬如说，历史不能够假设，但是可以研究、分析和比较，获得我们需要借鉴的东西。因为社会实践不是单一的自主的，它与某种理论观念密切相关。回顾当年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等人的言论(包括后来的葛兰西、德热拉斯的论说)，不难发现，人们后来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早被他们一语中的，例如经济、体制、民主、法制、官僚化等等，其见解决不比我们当下的思想者们浅显。他们早在社会运动发生之前或发生之中，就看出了潜伏的弊端，他们的预见性建立在提问的角度上。　　提问不凭空而来，提问是对现实对存在的质疑。权力介入思想与权力介入其他领域一样，首先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一方面是限制，一方面是膨胀，限制得越多，膨胀得越厉害，权力君临天下之时，就使臣民变成鲁迅称之为“死相”的模样，也使丰富多彩的世界变得无比单一。大家不会记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精彩论说，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敢于对一切现存事物提问。在我们说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等等，并非让思想和学术离开现实，成为书斋里或山坳里的东西——洽恰相反，即使那些离现实最远的思想，也打着现实的烙印，即使最不愿接触现实的思想家，也反过来影响着现实。　　当然，提问是需要勇气和胆识，那些在严酷环境中敢于思考并敢于说话的思想者，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其说是思想，倒不如说是思想的方式。因为，就他们的思想本身看，如果抽去当时的社会背景——由于许多理论层次的制约，似乎没有很高很深的东西。当历史的发展已经揭示了自身的秘密时我们更不该再作沉默。正如一则寓言讲的，我们大家坐在一辆车上，随时有责任提醒司机把握方向，否则大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