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从不注重打扮的毕加索西装革履，喜气洋洋走出家门。他要去卢浮宫，那儿有他的作品展出。中午时分，这位名震天下的大师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家里人追问其缘由，大师叹息着说了一句：他们才是大师啊。以上是毕加索女儿回忆的大师经历。他们才是大师——什么意思呢?别认为毕加索不自信，他曾说过，我是洪流，我将冲垮一切障碍。但是，他心悦诚服承认了这一点：他们才是大师——从古到今，艺术史那一连串光辉夺目的名字。不是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吗?当你的作品放在那些真正的大师的作品旁边，无形的标尺立即产生效用，照出你究竟有多高有多矮。换句话说就是，艺术史奠定了艺术高度的绝对值，它是所有从事艺术的人无法回避的实践背景，它容纳一切不同风格不同方式不同种类的作品，又在无数差异和区别中获得共识的平衡，这种平衡出自时间的淘洗和过滤，使真正的高度凸显出来，成为一种我称之为绝对值的评价。它既抽象又具体，既模糊又清晰，同时，它又在变量中继续不断延伸和扩展。即使许多方式和手法上更加激进的艺术家(譬如：行为艺术家、观念艺术家以及种种稀奇古怪的艺术家)，天然地对艺术史采取敌对态度，并勇敢地对其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仍然一样——如果你是独具创造的和伟大的(诸如杜尚、波伊斯、杰夫•沃尔等等)，你就无可奈何地进入艺术史的行列，成为新的高度。因为，艺术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是普遍的和穿越时空的，它衔接着人类在视觉方式上永无止境的追索。　　有一次，我和栗宪庭谈及此事，他笑言，高度在每个人心里不一致，尤其在我们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有人在一个省份称王，有人在国内自立盟主，也有人不甘落伍地觊觎国际艺坛的地位。是的，每个人眼中的参照物决定了他的视野范围。我们身边不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大言不惭的“大师”吗?他们大多吃着体制的饭，利用非常优越的人力物力的条件，自然而然攫夺了社会名声。这样的“大师”捷径成了多少人的梦想啊!艺术让位给了钻营，才华被投机取代，体制制造的冒牌大师留下了恶果，也留下了笑料。放眼望去，几乎各地都有不知何时冒出的“大师”的纪念馆或美术馆，我曾对朋友说，不知你们是否注意过，大凡七八十岁的老画家(职称为一级画师)，全被称为“艺术大师”，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啊!　　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但是，名称代表一种评价。当我们称某人是不错的画家时，是指他在绘画事业上有了一定的贡献，而称某人为大师时，这种贡献就相当了不起了，绝非一般人能够达到了。我想指出，公正的评价代表公正的秩序，而公正的秩序是使艺术家为自己正确定位找到了必须的外在尺度——譬如，如果我们称齐白石是中国画大师，那么眼下就没有一个画中国画的人有资格称大师，如果我们称毕加索是国际性大师，那么眼下还无任何迹象看出我们中国艺术家有此可能。这是，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把艺术抬到吓人的高度，不是让人对艺术敬而远之，大师毕竟是极少的，然而，艺术却给我们带来无限乐趣——在这种乐趣里，大师作为评价方式，让我们了解人类精神的神圣和艺术的神圣，但是这都不能代替我们享受艺术的乐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