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探索性艺术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经历了从传统既定的创作模式中冲破出来，借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观念和艺术流派、风格来演绎我们追求艺术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省的时代；目击了迎合公众审美趣味、满足于一陈不变的已有艺术语言业绩、依赖大众传媒炒作但却忽视艺术承担着对社会文化进行客观冷静分析、观察、批判和建言责任的居主流形态的学院主义艺术的浮泛；伴随了对意识形态和人文乌托邦进行间接消解、嘲讽和调侃、停留于情绪和本能层面上并不愿就范于学院主义艺术的新生代政治波普、玩世写实主义思潮的滥觞。然而，当农村城市化、城市都市化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裹挟着信息网络化、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汹涌而至的时候，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一时间变得茫然不知所向：原有的集体乌托邦理想主义不能代替艺术家我们面对当下现实的真切感受，即便是运用既有的艺术风格和样式技巧来指称艺术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也显得隔靴搔痒。艺术已无法作为一面单向度的镜子映射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模式，勿宁说艺术从单一的线性对应的反映模式进入到了多元开放的网状语境中。那种社会存在形成语言、决定着语言采取何种风格和样式的时代，正在被从地域性、性别、媒介材料入手挖掘个人话语方式和处理方式因而是语言在表述着社会、一种话语以其他话语（即他者）的相互差异性来重组社会生活经验的时代所代替。　　确立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主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不仅是中国当代探索性艺术自身逻辑发展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接触的要求，也是步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农村的城市化和城市的都市化，的确给城市乃至都市的居民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影响，然而，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需求和最大的社会问题在于商品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显现，这个问题或者说矛盾，不唯都市所独有，在农村亦十分尖锐，而且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正是这个问题矛盾引发了城市或都市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今日中国的探索性艺术更应该把触角深入到现代化的生产与后现代化的消费这对矛盾关系中，并以此为出发点，调整艺术的思维方式，从表面化的题材局限中，从意识形态的线性对应中，从风格样式的原创与否的纷争中挣脱出来，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个性化话语，来确认艺术家主体在呈网状交错的复杂艺术关系（语境）中的角色（差异性），使自己的艺术态度和话语方式疏离于消费世俗和语言麻木化，在赋予源自日常生活经验（不仅是都市题材）的熟悉题材到陌生化的个性化话语方式的同时，使自我的角色游移于各种生活和艺术语境所张开的足以吞噬掉它的网状关系之间，从而使自己的心态和延伸出的话语方式保持自由、灵动、超逸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