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是近现代中国文人的治学理想。受这种文化观的支配，我上大学时就痴心构想一种中外读者共赏的永恒文本：兼容东西方文化;忌用中国成语，杜绝方言俗词;不用短命或特殊的事物做比喻;关注人类的共同主题。我想凡是希望自己的文本被翻译成外文的作者，都会有类似的考虑。不过这种思路大体只能造就悬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为所有的人写作，或者说不可能穿透东西方文化。即便赔上毕生精力，也难以贯通某个领域中的某个课题。东西方画坛一年出版的美术书刊，一个人用两年也无法通读。对于具体的学者，学贯中西也就好比无头鬼的笑容。因而，当学贯中西从中国学者的世纪理想变成当代社会衡量学者的标准时，就应该引起知识界、学术界的警惕。　　不要说东西方文化，就是“东西”这个俗词，要弄清它的含义也有十二分的难度。清代书法家伊秉绶问他的老师朱珪：国人通称事物叫“东西”而不叫“南北”，为什么?朱珪是博古通今的大学士，又笃信西学，他的解释是东指孔子的儒教，西指洋教，两者涵盖一切。明朝崇祯皇帝也曾问身边的大臣：“市场交易只说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大臣用五行学加以解释：“南对应火，北对应水，水火不必交易。”有学者补充指出，东对应木，西对应金，两者都有形质，因而称物体为东西。《吴越传奇》描写越国为了颠覆吴国，用两个美女进行贿赂，吴国人称为“活东西”。其中，一个叫春艳，一个叫秋红，春属木，对应东，秋属金，对应西。《南齐书·豫章王传》也有东西一词，有人解释说，物产出自四方而简称东西，犹如编年史记载四季而简称“春秋”一样。上述解释谁对谁错还是无所谓对错，抑或还有其他解释，我敢打赌，许十年时间，任何人也无法论定。　　20世纪是中国人崇尚翻译的时代，但杰出的翻译家并不多见。傅雷倾三十多年时间，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家，但他却叹恨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以致文笔呆滞。本职是翻译，傅雷却在他的名片上赫然印有“美术批评家”的头衔，试图贯进美术圈。他的老朋友杨绛女士在《傅雷家书》序言披露此事时，字里行间显然有不敢苟同的意思。美术界只有少数人知道傅雷零星翻译过几本美术著作，圈内的出版物，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介绍傅雷的文字。王朝闻先生是学贯中西时代的学者，1986年美协在烟台召开理论会议，他对当时的青年理论家发明“反思”一词颇有微词。其实反思一词并非80年代的产物，宗白华翻译的康德名著《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就已出现，译本初版于1964年。王朝老作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泰斗，连西方名著的中译本都没有贯进去，足以说明个人精力的有限。鲁迅先生嘲笑别人不懂成语，将每下愈况写成每况愈下，结果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反遭奚落。中国文字近十万个，词汇数十万条，一个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它们贯通。爱因斯坦声称自己不记得中学课本中的数学公式，我觉得特别真实和可爱。总之，做学问的事是贯而不通，通而不贯。　　从个人的成就而论，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如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研究佛学的支道林阐释《庄子》，口若悬河，深受王羲之等人的欣赏，学术地位却不如专治老庄的何晏与王弼。这种情形在艺术史上屡见不鲜。唐代尉迟父子不如阎氏兄弟，清代郎世宁在中西绘画的融合上耗费了半个世纪，却不如执着一端的八大和石涛。因此，如果不是大才子，就不要轻易追求学贯中西。学贯中西的思路容易造成个性的同化，地方性的削弱，独特性的被抑制;造成一窝蜂的学术共识，造成学术串味与浮泛，造成学术上的附会和攀比。　　学贯中西不对吗?不是。学贯中西不可能由个人体现，但却可以低标准地在一个群体中体现。一个布局合理的学术圈，应由中学、西学、中西兼顾的人物以及翻译家组成，形成一个相互参照、砥砺、发明、融合直至超越二者的学术共同体。学贯中西的思路使国人的视野开阔，带来的是理解的桥梁，带来的是方法的多样、角度的丰富和可能性的增加。学贯中西之梦，仍将是下一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的理想。　　《江苏画刊》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