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杭州在性别上是个女性化的城市。“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古人早早就把她当成美女来看，人们对她的感觉的确与“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是不一样的。　　现代性如果有“性”，这个“性”应该是阳性的。它在城市空间的表现是凸起和耸立。像杭州这样的城市一旦遭遇到“现代性”，特别是遭遇到近十多年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城市的性别已经变了好多了。　　以前，杭州的许多小街巷，犹如少女白皙的肌肤上隐隐可见的青细血管，经过改造，变成为男人肌肤上粗壮凸起的青筋，车流是畅快了，城市肌理却完全变了。　　决定城市性别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它的建筑。最近，西湖边的核心商业区，为要不要建一座85米高的建筑，引起了社会的争议。　　这个“雄起”的高度让杭州人不安。历史文化名城的限高，已经是一种国际共识，文化名城巴黎在1977年颁布法令，市内新建楼房限高37米，历史性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则限高25米。　　如果没有西湖，85米应该不是问题，有了西湖，而杭州又因西湖取胜，那这个高度说轻了，是对西湖的压迫，让西湖变小;说重了，是对西湖的强暴，让西湖由美女变成了奴婢。　　过去的几十年，西湖边建筑限高的问题，争议不绝，从城市性别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性别之争，是保留杭州的女儿身，还是让她易性，变成一个男人?　　当然也可以一边保留西湖的幽静和雅致，一边高楼林立，让杭州变成一个阴阳城，变成一个半男半女的城市，要我看，除非迫不得已，这肯定不能说是一个好选择。　　关于城市性别，米歇尔.福柯就特别关注过性别因素在大都市空间创造过程中的影响。如果城市好比身体，那么在城市身体上镌刻了制度和性别的痕迹。一些女权主义者就认为，西方历史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而且是父权制度的历史，是男人确保持续统治女人的历史，城市空间就是证明。　　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原始人的茅屋就是由树枝条编织而成的，想到编织，人们自然会想起女性的劳作，可见建筑起初应该是天然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空间性别权力的转换，男性的痕迹越来越重。在西方，中世纪高耸的哥特式教堂，进入现代性阶段以后的“摩天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男性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的表征。　　在西方当代社会，也有人对女性化的空间营造表示过关注，例如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大V型的构造，就有人认为是对女性三角区的暗示，因而带有女性色彩。的确，当年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院三年级的华裔女学生林缨，在一千四百多件投标方案中一举中标，评委会给她的评语是：“它融入大地，而不是刺穿天空的精神，让我们感动”。林缨对高耸纪念碑传统的颠覆，也可以看作是对男性权力的颠覆，这种建筑精神是东方的。　　说到中国古人，他们的空间意象比较复杂，他们也有“万丈高楼平地起”的辉煌想象，更多时候，他们的建造方向倾向于融入大地，倾向于在地面线性地展开：院落、连廊、曲径——犹如女性的线性编织，而不是高耸入云。　　杭州呢，就是这种空间形态的代表，——如果她将来不变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