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将欲望消费的身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商品等价交换的色情的身体，一种是欲望栖息的身体。色情本身不具有价值，也不产生意义，只是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成为等价交换的筹码时，才变得有价值。而欲望的物质元素，吃饭、生殖等等构成了欲望的身体，不具有商品属性。也不会产生消费的误导，但是欲望一旦进入消费领域，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商品等价交换的色情身体　　苏珊·桑格塔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梅毒化了。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从网格的脱衣秀到隆胸壮阳的广告，从杂志半裸的美媚至红灯区的色情业，建立起来的立体的性社区，我们嗅到了身体的腥骚之后是金钱的铜臭。崔岫闻的作品《洗手间》展示了性交易中的女性是如何让自己成为自己的老鸨，将自己推向了性交易的舞台。当她们褪去上衣，知道“乳房是道德的肮脏”，同肮脏交易，肮脏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她们褪去裙子，知道灵魂承载着肉体的欲望，消费欲望，欲望是金钱的向导。性工作者在极为隐蔽的洗手间里，调整或着审视具有实用价值的身体如何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蜕变，一切是赤裸裸地进行的。崔岫闻的《洗手间》作为录影艺术，她选择在富甲云集的五星级酒店，一个私密性很强的洗手间作为性交易的幕后化妆间，灵魂上妆与卸妆一切都围绕着金钱进行。虽然不见一个异性的嫖客，但是镜子面前的性工作者性交易前后的临战状态，告诉了人们时间和空间就是嫖客，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嫖娼文化领域，当她们是商品时，并拿性作交易，性成为了女性生存方式的色欲逻辑。　　几千年前，西方女子舍身于爱神、地神、繁殖神，长住的神庙里，专司在神前和男子交合，这种女人叫圣妓。女子要出嫁都在神庙中当过圣妓，才能出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圣妓的宗教色彩淡化，转化成为搛钱谋生的职业。中国妓女制度始于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置女闾七百”，为了使齐国的经济贸易发达，留住商人，必须有为之配套的性工作者。随之而来的官妓、宫妓、营妓、娼妓、家妓……不同身份的性工作者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具有农业文明特征的性话语权。旧体制下发达的性事业作为了农业文明的幽灵，出末在工业文明的上空。木子美在她的网上博客日记《遗情书》里津津乐道：“我在大二时能找到一家可洗浴的地方又能同男主人做爱三次，分手后谁也不认识谁。”当肉体的快感享用的低贱，也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滥交成了一种性权力，梅毒便成了这个时代的标识。　　乔治圣塔耶说：“肉体的快感是离美感最远的快感”，当女性将自己定义成为色情的产品，她们便在进入一个父权文化注册的性角色，并试图通过某种性行为，获得男性社会在气质、角色、地位的认同感。这也就不奇怪了，有了木子美，就有了后来趋若鹜的追随者。她们深知色欲在完成资本积累时的催化作用。网络作为公共的媒介，可以成为她们的消费欲望的平台。女艺术家冯倩钰认为：网络世界的“美女”，直接用性的“真实”去诱惑“现实”，用性的“本钱”去调动“本能”，陷入了亚里士多得的一个假命题，即奴隶和女人为理性的不健全者。她的作品《水墨—网络女战》，利用了中国古代象征四君子的梅兰竹菊的图像资源，与网络上脱衣秀女的身体的话语资源一一发生对应，诉说传统文化意义的君子身体，正在被抽空，被扭曲。性，作为女性生存的方式的内省，应该先从质疑开始。　　欲望栖息的身体　　我们假设欲望有两种，一种是有器官的，一种是没器官的，人属于第一种。第二种是人制造出来的一种概念的载体，它可以一种玩偶的形式出现。当人们利用它制造了效仿的欲望，以及购买的欲望，欲望的经济学便产生了。比如被称为塑料文化的芭比，本来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文化的性偶像，当全球经济一体化，商品流通的领域快速地将芭比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芭比即是一名出色的消费者，又是一件消费品。她那永远苗条的身体，丰满的胸部，蜂腰窄臀，大眼柳眉的中产阶级女性美学身体标准，作为一种时尚，消费着每个想成为芭比的女人。芭比同时作为消费品，不断变化的肤色和衣着的再造身份，吸引着各级层的女性去购买她，使她成为女性文化的标志。　　在芭比尚未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之前，不会形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身体。但是商业资本利用了芭比文化诱导消费者，去购买芭比文化的欲望，芭比的商业意义凸显出来。杨纳的作品透出的芭比文化特征，缘于童年时期深入骨髓的芭比美学趣味。进入成年后，通过图像的制作又放大了芭比文化的美学趣味。挥之不去的芭比文化特征：瘦身、大眼、红唇……混和了卡通文化的大头的塑造。制造出了一个唯美的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芭比形象。然而一身珠光宝气的冷修饰，一幅百无聊懒的冷眼光，一个芭比文化的离家出走，竟是一个消费过剩主义的冷美人的回头一瞥。杨纳的作品有几个特点：一是晶莹剔透的身体与道具保留了芭比塑料文化的不真实感;二是主体人物或瞑目或垂目的冷态度，强调与现实的距离感;三是处在换牙阶段的芭比，具有童年文化特怔，显得单纯可爱;四是作为性符号的鱼与人时聚时散，或者是人体的一部分，营造一个女性的童话的世界。或许，杨纳作品的芭比艺术特征作为塑料文化的不真实，本身就是一种质疑的态度。在当代生活中，物质的极大满足之后是精神的缺失，茫然、空洞不知所措甚至逃避、颓废，是消费主义过剩中长大的一代人的特点。上个世纪80年代出身杨纳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现阶段世俗生活的浮世绘。　　把女性的身体视为欲望的符号，在中外美术史的图像发生学中比比皆是。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将妓女抽象为几何体的欲望的符号，虽然淡化了色情的意味，但是面部近乎非洲木雕的手法刻划的丑陋，依然是对女性的蔑视。马格利特的《强奸》将女性的性器官作为面部的五官符号，提供了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形成视奸论的一种道德的批判力。韦塞尔曼的《伟大的美国裸女》采用了广告的画的手法，画面的女性只凸显性器官，隐喻美国消费文化的放纵与无耻。在图像发生学中，消费女性的身体等同于消费自己的欲望的男性话语里，女性是性别政治的受害者。令人困惑的是，敢于消费自己身体的赤裸与放纵的女性，只是为了做一个金钱的守望者。女艺术家崔岫闻《洗手间》的录影艺术的犀利在于，质疑了性是女性生存方式的色欲逻辑，将女性欲望消费 的丑陋无情地展示出来，让触目惊心地疼痛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剔出欲望的污垢。杨钠《偷腥儿》的芭比欲望消费，不仅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让欲望消费的空洞唯美童年化。只是作为塑料文化的芭比的不真实感，让杨钠的作品进入了批判的层次。在当代艺术的图像发生学中，消费欲望的背后，是生产欲望的企图的一次大揭密。生产欲望的直接动力，是散发铜臭的拜金主义。在趋之若鹜的拜金主义诱导下，是一群粉墨登场的死魂灵。　　发表在2007年第三期的《西北美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