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源起，众说纷纭：或曰源自游戏，或曰启于记事，或若蔡邕所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而后仓颉始作文字，史皇发明绘画。即便莫测神奇而无从把握，但中国书画历史之悠远，成就之辉煌，则世界公认，国人自豪。
　　中国书画，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是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被尊为创作实践之“八字真言”。当然，书画之道还在能穷极变化，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古今一也。书画之变，有“渐”有“顿”，“渐”者“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而后又能有所突逸，子昂（赵孟）、石涛应属典型；“顿”者“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而又特立独行，青藤（徐渭）、八大（朱耷）当仁不让。大师渐远，然风范垂世，万代景仰；学者日众，则精神传承，流派衍生。样式据此确立，时风就此迭替，书画历史亦由此而折转前行。
　　书画如人，是有生命的形体。东坡（苏轼）谓之为“神”、“气”、“骨”、“肉”、“血”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既然如人，则书品、画品亦如人品，完满的艺术品必筑基于完满的人格。“作字先做人，作画先正心”是对创作者的伦理性规定。然而，事实上在林林总总的书画风格中，并非所有的风格都是能承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重任的，只有那些在“思无邪，毋不敬，正心诚意”的人格精神下，追求“穷变化，集大成，致中和”崇高境界的书画作品，才能成为“成教化，助人伦，穷经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艺术经典，进入中国文化精神的“大统”殿堂。
　　既然书画与经籍同功，那么书画欣赏自然隶属为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伦理活动。起初的收藏书画，毋庸置疑即是为了便于这一活动展开的方式手段，而“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亦为将艺术欣赏、艺术品藻提升至伦理的范畴。皇室的书画收藏活动虽则出现很早，但对赋予表彰、劝谏等特殊意义的作品的收藏与品鉴，无疑为这些活动本身刷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随着在思想领域“儒”、“道”、“释”的相互竞走，书画创作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文人画兴起后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 以及进入封建社会晚期民间力量的进一步崛起，书画的收藏、欣赏、品鉴活动，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关涉理想、价值、情感、身份、趣味的生存方式，一种值得肯定或宣扬的人生态度。到了明清两代，书画收藏甚至已经成为了社会地位与阶级阶层的符号象征，而对某些所谓“高雅”书画作品的欣赏与收藏即如同“试剂”一般，亦成为进一步衡量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知识、门第、人格高下的具体“标尺”。
　　和传统形态相比较，中国近现代的书画创作已经呈现出了太多的不同。事实上，近现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也恰恰是立基于二十世纪初反传统的时代背景，而肩负着向现代转型的文化使命。于是乎书画风格不再是个人的发明或小团体的讨论成果，而成为了发展与变化、矛盾与斗争的时代性表征或记录。风格在与时代的共进中不断地得到充实、突破和创新，在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同时也与社会的发展脉搏紧密相联。因此，我们可以说“笔墨当随时代”的近现代书画就是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图说或视觉篇章。
　　同样，在此一过程中，书画作品不再只是供人玩赏或愉悦性情，不再只是私密性的纪念或馈赠，而是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反映；书画家的名称也不再是文人游戏中的临时客串或业余生涯中的一项兼职，也不再是拥有书画技艺者的泛指或头衔，而是知识化和专业化的专指。
　　书画创作社会化的进程，无疑推动了书画收藏的属性、特质的变迁。近现代的书画收藏已经被提升为一种对历史的证实、一种对时代的正视、一种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呵护，同时也打破社会阶级、阶层的旧有隔阂，越来越成为了社会化的行为活动。同样，社会对书画收藏的态度始终抱持着尊重与推崇，并视之为对人类精神文化生成的激励。就是在这一互动中，世界变得平和清明而越发美好。
　　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新时代的书画创作者在尊敬传统精神的同时，更在创造着新的传统，凝固时代精神而转化为崭新的风格与形式。与时俱进的书画收藏在认可、证实和回应这些新艺术的同时，更将古今书画作品的整体视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而精心保护。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当下的关爱与注视，使得书画作品具有了非凡的生命与力量，具有了延续存在的可能，可以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可以通过遥遥的空间转承，生命彼此流注，精神今古贯通。
　　国强思安定，盛世兴收藏。随着书画收藏群体的壮大，参与层面的扩大，在浩如烟海的书画作品中，真正能够做到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实属不易，这需要练就一双“慧眼”。将书画收藏同视为一种投资手段亦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能够真正达致百分之百的保值增值，是件难事，应亟待知晓书画市场的波折潮动。纵观当今林林总总的相关出版物，或偏重书画作品的欣赏，或专注作品行情的介绍，未有兼顾两者、结合两者的立论著述。本系列丛书试图以此立意，引入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们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说清内在的规律，道尽其中的原委。
　　二○○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