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玩世现实、波普、艳俗等以图像为中心的艺术表达之后，毫无疑问，“图像化”成为一种潮流，并因商业成功而广为流行。一时间，五花八门的图像从各个角落涌现出来，充溢于我们的视野。然而可悲的在于，如果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当下流行的“图像化”作品与90年代初期的图像作品并不相同——它们更多的只是一种符号展示，一种策略性的技术，而不再是现实问题的思考。
　　面对如此的“图像化”，人们突然发现：曾经为之兴奋的图像精神消失了，为追求醒目、与众不同而不断更新的符号，成为纯粹形式上的表现游戏。于是，一大批没有精神指向、徒具新颖样式的图像充斥于各类　　展览中。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在绘画本体中寻找答案，那么就会发现：现行“图像化”的苍白，首先源于“绘画性”的缺失——即平涂、符号简单结合的创作方式与绘画本质的背离。因为，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取决于它能借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特定的关于“人的精神”的语义指向。然而，反观今日画坛，大量新颖的图像，虽然形态变化万千，语言却千篇一律的平涂，以及由此带来的块面拼贴。仿佛，任何表达都可以依靠平涂完成。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绘画语言在表达过程中的缺位。
　　如此说，也许有人会反驳，平涂也是一种绘画语言，为什么使用平涂就是绘画语言的缺失？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平涂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只与某类特定的语义表达相适应，而不是万能的，可以表达所有的绘画语义。所以，当你发现大量图像，无论表达的语义指向是什么，都采用平涂时，就说明作为绘画语言的平涂已经失去意义。它已经变成一种泛滥的技术，与画面表达的需要失去了内在联系。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与画面表达没有关联的平涂，正是今天“图像化”潮流的重要特征。至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当下创作对90年代初平涂化图像表达的盲目跟从，抑或投机跟从。其实，平涂在90年代初与图像表达的结合，源于架上绘画前卫运动的内在需求：反对曾经作为经典的政治语境下形成的语言典范，以及由此形成的语义表达。
　　反思89“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前，中国前卫艺术并未将新的观念表达纳入架上绘画，进而实现绘画语言与语义体系的更新。此间，绘画大多只是针对徐悲鸿写实体系与苏联现实主义结合的油画传统，无论借鉴古典主义风格的杨飞云、王沂东，还是嫁接美国乡土风格的何多苓、艾轩，虽然以反政治现实主义为契机成为架上先锋，但他们在语言技术上并未进行革命性的触动，也因此未能对既有的语义、语言体系进行根本上的表达转换。但是89’之后，伴随非架上的“观念化”逐渐向架上转移，曾经经典的油画语言成为了艺术演进的革命对象。而“政治波普”、“泼皮现实”消解经典语言性的平涂化观念图像，正是实现这一变革的主体。于是人们认识到：绘画还可以通过图像的方式来进行如此深刻、醒目的个体化语义表达。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平涂化的图像不仅具有艺术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还与它所要表达的语义内容紧密连接。全新的语言、语义的结合，在让人们感到新鲜的同时，也感受到思想表达的视觉冲击力。
　　然而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90年代初艺术演进的动力与环境，因为体制话语权、市场结构的改变而改变。与之相应，艺术演进的内在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原先作为前卫的平涂图像不再前卫了，它们伴随商业上巨大的成功而成为新的流行样式，从而也就失去了它们曾经具有的精英性质。众所周知，艺术史需要演进，就需要打破既有的、固化的、流行的审美样式。而当平涂图像成为流行时，它便自然产生固化艺术史的危险，并容易流于通俗化的媚世，从而反过来成为新艺术革命的对象。很不幸，今日大量简单制造的平涂图像，正印证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并使曾经具有革命性的、反语言性的平涂图像，反而成为了今天艺术演进的“革命”对象。
　　应该说，尹朝阳、张小涛、何森等新一代艺术家的探索，正是这一“革命”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的显现。但是，少数艺术家反90平涂图像的选择，并没有改变整体上“图像化”的趋势。原因很简单：90前辈学术、商业上神话般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大量后继者沿着这种方式前进，并希望复制这一成功的道路。然而，遗憾的在于，无论是出于盲目，还是出于投机，他们的图像都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往往只看到“图像”个人化、符号化的成功，而忽视了其产生之初对于当时社会“人的精神”的语义表达。于是，一味追求个人性、标志性的图像化潮流，终于从深度的语义表达走到了简单的符号表达，从而沦落为一种技术：与精神无关，仅是制造个人面貌特征的技术。面对如此现状，稍具理性精神的人都知道：与精神表达无关的图像快餐，在铺天盖地的流行潮流中，必定会成为新的媚俗主义。它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洞”，吸食众人的创造力制造大量“空洞”的符号，以保证自我流行的趋势。面对这种流行，我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艺术史中不断出现的——新艺术探索从“革命者”走向“被革命者”的规律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那么，面对已经沦落为快餐技术的平涂、图像，我们又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