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这是维特根斯坦改变我们习惯思维的一个洞见。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词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一个在使用中毫无问题的词语，一旦我们要追究它的确切意义，就会问题百出。就像奥古斯丁曾经感叹的那样：时间是什么？如不问我倒清楚明白，一旦问我就茫然不知了。艺术也像时间概念一样，尽管我们很难给它一个完满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至于给艺术一词加上某种限制和修饰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比如，我们会清楚明白地知道某件作品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但是如果要我们从概念上来澄清这些词语的含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有人会做出这样的反驳：既然不界定词语的含义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那么我们就放心地使用它吧，犯不着煞费苦心去做概念上的澄清工作。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效力，包括哲学家的洞见在内。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而语言的用法又依赖它的意义。在一种强调语词具有固定的和精确的含义的语境中，指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是有意义的；相反，在一种随便或盲目使用语词的语境中，强调语词有它相对稳定的含义是有意义的。当今的中国艺术界处于后一种语境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关于艺术的话语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开放的，各种关于艺术的词语纷至沓来，误用和盲从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做一些概念上的澄清工作，会让关于艺术的话语变得清晰和有效，进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艺术的思考。
　　在当今的中国艺术界中，有两个词语时而相互对立，时而浑然不分。这两个词语就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我曾经从时代、类型和价值三个角度对“当代艺术”做过分析。但是，即使是从时间上来看最确定的“当代艺术”，它的含义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我们按照某种国际惯例，将1960年代以来的艺术视为当代艺术，那么1960年代以前的人们就不能将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视为当代艺术吗？更重要的是，再过一百年或者一千年，艺术的状况应该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当时的人们还将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视为当代艺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要回过头来将我们使用过的“当代艺术”一词全部换掉？或者，如果我们关于艺术的历史是依据“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线索来描述的，那么后来的人们是否会回过头来将我们使用的“当代艺术”改为“现代艺术”或者“古典艺术”？由于时间是不断发展的，“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是如此地可变，以至于它实际上没有任何含义。当一百年后的人们谈到20世纪的当代艺术时，他们完全可以省略“当代”一词，直接谈论20世纪的艺术，就像我们将一百年前的当代艺术称之为19世纪的艺术一样。
　　即使在今天有了“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之类的词语，“现代艺术”一词照样可以用来指当今的艺术。比如，我们有“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这样的研究机构，有“现代艺术部落”这样的门户网站，尽管它们做的都是有关当代艺术的工作。甚至有“现代艺术部落——中国当代艺术门户”这样的广告词。我不认为这种用法有什么不妥，因为“现代”可以像“当代”一样，指现今时代。在汉语中，“现今”和“当今”只有词语上的区别，没有意义上的区别。后现代大师利奥塔也承认，“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写。“后现代”不与“现代”相对，它们共同与古典时代相对。在利奥塔那里，“后现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现代”的意思。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造出“后现代”一词？利奥塔的理由是：由于“现代”一词已经蜕化成了一种固定的风格，因此它不能指代“现在”，需要用“后现代”一词将“现代”从风格中解救出来，让它更好地关注“现在”。显然，“后现代”在今天也蜕化成了一种风格，于是我们开始用“当代”一词来指代“现在”。但是，“当代”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蜕化成为一种风格，而且这种蜕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就指代“现在”的意义上来区分“现代”与“当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都可以又都不可以指“现在”。总之，如果从语言学上来看，诸如“现代”、“当代”之类的词语一旦成为专有名词，就会产生问题。专有名字有固定的内涵，而“现代”、“当代”之类的词语因为时间的流变而不可能有固定的内涵。
　　事实上，在当今的中国艺术界中，人们更多地是从风格、形态或价值上来使用“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是两种风格迥异的艺术，而且“当代艺术”通常被认为是最先进的艺术，因为“当代艺术”不仅在时间上最晚近，而且在风格上最新颖。我们容易从风格上识别“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差异，但很难从价值上判断哪种艺术更先进。我们先处理相对容易识别的风格差异，再来讨论难以做出的价值判断。
　　事实上，“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并不绝对对立，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做些简单化的处理，只关注它们之间的对立性。“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对立，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自律对他律，精英对大众，超然对介入，创造对挪用，技巧对观念，审美对批判，建构对解构，严肃对调侃，悲剧对喜剧，英雄对犬儒等等。如果从艺术界的风格总是以结对的形式出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对立总括为“正风格”与“反风格”之间的对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正风格”并不必然具有正价值，“反风格”也不必然具有负价值。“正风格”与“反风格”具有的价值是相对的。当“正风格”长期当道而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而无法表现“现在”的时候，它就具有负价值，而解构这种僵化的“正风格”的“反风格”就具有正价值。然而，无论其相对价值如何，在绝对价值上，“正风格”比“反风格”享有更加优先的地位，因为“正风格”主导历史前进的方向，体现适合人类生存的永恒价值。因此，当“反风格”长期当道而成为一种疲软的形式而无法表现“现在”的时候，它就不仅具有负价值，而且具有双重负价值。
　　我们在对“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做出风格上的区分之后，现在可以来处理那个相对复杂的价值判断问题了。“当代艺术”一定比“现代艺术”更先进吗？或者“先进”一定是衡量艺术价值的一个根本性的指标吗？首先，用“先进”与“落后”来衡量艺术是成问题的。早在18世纪艺术与科学开始分野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差别：艺术建立在个人天才和趣味基础上，没有不断进步的历史；科学建立在数学演算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有不断进步的历史。如果艺术没有不断进步的历史，就不能用“先进”与“落后”之类的术语来谈论艺术；“先进”与“落后”之类的属于只适合于用来谈论科学。其次，即使历史上的艺术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当今天的艺术进入它的后历史阶段之后，关于艺术史的宏大叙事就业已结束了。由此，说艺术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就更不合时宜了。在艺术的后历史阶段，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再次出现。再次，我们还不能从时间的角度将“当代艺术”确立为“先进”，因为如果从时间角度来看，如同我们前面的分析，“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都属于现今的时间范围之内，它们之间不构成时代上的区别。最后，我们只能通过追问我们今天究竟需要怎样的艺术来对“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作价值判断。由此，“现代”与“当代”之争，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中国究竟需要“正风格”的“现代艺术”还是需要“反风格”的“当代艺术”。
　　如上所说，当一种“正风格”的艺术长期占据艺术界而无法切中现实的时候，它就会因为僵化而具有负价值；当一种“反风格”的艺术长期占据艺术界而无法切中现实的时候，它就会因为疲软而具有双重负价值。当今的中国艺术界所谓的“当代艺术”就是一种具有双重负价值的“反风格”，一种在不断复制中疲软不堪的犬儒主义风格。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犬儒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具有“正风格”的革命英雄主义因为过度僵化而蜕化成了禁锢精神的枷锁，这就需要打破桎梏的力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自由给打破禁锢创造了条件。由于具有“正风格”的革命英雄主义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它的虚假性、空洞性和僵化性，因此我们很难找到另一外一种“正风格”来彻底颠覆革命英雄主义，只能用具有“反风格”的犬儒主义来消解革命英雄主义的虚假性。就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虚假性、空洞性和僵化性的消解来说，“反风格”的犬儒主义具有相对的正价值。但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不能因此走向犬儒化，我们需要体现正价值的真正的英雄主义。
　　今天的中国与20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反风格”来解构的局面业已消失或者不再处于支配地位，相反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正面的中国当代文化，以与今天的正面中国形象相适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具有“正风格”的“现代艺术”就是更适合当今中国的“先进”艺术，而具有“反风格”的“当代艺术”就是不适合当今中国的“落后”艺术，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先进”与“落后”作为价值判断的术语的话。
　　　　　　　　　　　　　　　　　　2008年11月20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