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多元化，对批评而言，是利是弊，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某种角度上看，多元化的媒体增加了传播渠道，而在这个多元渠道中出现的批评的商业化与非学术化，并不是媒体造成的，而是今天的批评生态造成的。媒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至于这个环境发什么声，发什么样的话语，更多的是来源于批评本身。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媒体因为自我生存的需求，可能会需要某种特定方向的批评文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批评产生某种异化的影响。

　　今天的媒体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平面媒体与新技术媒体两种类型，而传统平媒又可以分为体制内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前者承担国家性观点发布平台，主要受众也是体制内各单位及人员，甚至还承担了体制内人员解决职称的功能;而则较为灵活，主要承担了市场性艺术资讯及宣传平台，主要受众为艺术从业者与收藏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类平媒都缺乏承担严肃批评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批评产生需求引导性。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两类媒体也或多或少会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而摆出学术姿态，从而提供相关批评以展示性的舞台。而另一个方面，除了传统平媒，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则越来越呈现出时效性、快捷性与机动性，往往会提供较为灵活的发布平台，促使批评具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布平台。当然，因为网络等新兴媒体缺乏过滤，缺乏相应的筛选，也使得这类媒体往往会缺乏严谨的发布流程，同时也很难获得一种持续性的发布效果，甚至会引发批评语言的不严肃与草率。或许，这种媒体环境，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可以在丰富的选择中为批评提供更为宽阔的生存环境，但我们却仍然可以发现，今天批评的平台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狭窄，而是更为容易了。这种现象告诉我们，虽然各类媒体都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局限，但它们共同组成的一个环境，却为批评提供了相对多元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了批评价值的自我怀疑。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并不在于所谓媒体的影响，而是在批评自身的环境缺少自我生存的条件。怎样理解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是批评没有因为批评自身的存在而使得批评家获得自我生存与自我尊严。在今天的艺术生态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能够依靠自己的批评有尊严地生活，他们往往都必须依靠或与批评相关的收益、或者是其他的职业来养活自己。前者的相关收益，则必然会导致批评家的商业化，而后者的其他职业则必然决定了批评家的非职业化。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所谓的批评家根本就没有职业化的，而都是业余化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让批评成为一种职业性的收益，并因这种收益获得独立的批评姿态。我们应该从更为深入的体制角度思考批评的问题，而不是从所谓的环境中思考。批评的学术首先建立于批评家经济独立自主的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批评成为捧臭脚的就根本不足为奇!批评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审视价值而沦为市场化的广告也根本不足为奇!而值得奇怪的是，某些所谓的批评家在丧失独立精神反思的情况下，仍摆出所谓批评家的高姿态，甚至仍在环境中寻找理由为自己的非学术批评寻找借口，而不是冷静思考批评为什么会深陷如此的尴尬中!

　　当然，批评家也是人，也是要生活的，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些理解，不要一味地指责，而是以为他们着想的心态考虑一下中国当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思考一下在务实主义浪潮下的中国，我们应该怎样在制度上建立一些能够支持非务实的严肃批评，比如说批评基金，让批评能够依靠批评自身自足，从而在中国营造出产生真正职业批评家的环境!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生存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批评家在社会、在艺术的生态圈里面到底以一种什么方式生存?他们获得怎样一种确立自我的生存状态?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根本上所谓批评家与商业的合谋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多元化的艺术媒体，恰恰是各种各样发出批评声音的一个很好的传播渠道。所以不是传播渠道出了问题，而是发声人的在社会中的艺术游戏中，他的生存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呼吁一种公益资助的出现——比如说批评的基金赞助，我想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批评的现实问题。当然，这是需要有良知、有文化理想的“资本”无私奉献才行。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尬尴：批评家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与建设性批评无关的事情中，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只是偶尔在业余闲暇时才弄些看似批评的东西!那么，面对如此的现实际遇，请问当代所谓的批评家们，有谁敢站出来，充满底气地宣称自己是职业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