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宇绘画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对不同因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自然而然的虚构、不动声色的叙事、大张旗鼓的戏拟、卓尔不群的庸俗、精心控制的草率，这些都统一在她的绘画中，她的绘画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容量。

　　她虚构了一个角色，姐姐，一个空姐打扮的人，总是在世界各地的各色场景中忙着各种事情，仿佛永远在旅行。与之相关的是一个个行李箱，从巴黎到纽约再到驻马店，它们是“姐姐”的行李箱?。姐姐—空姐—飞行—旅行—行李箱，这是一个典型的转喻性的修辞，因为有了行李箱，就仿佛确有姐姐其人一般，因为有了姐姐，于是姐姐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像确实发生过一般。

　　段建宇把这种巧妙的叙述修辞暗藏在她的创作中，这甚至使她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归入到一个漫长的故事系列，这也要求我们把她的所有作品都看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为她的创作总是处于不断转喻的状态下。

　　这种转喻的关系，不仅出现于作品与作品之间，也是发生在作品与现实之间。在她这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再是那种反映与被反映、隐喻与被隐喻的关系，而是一种相邻的、转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艺术与现实就像是一个句子中的两个邻接的词语，或者小说中两个相关的章节。于是段建宇的绘画不再是一个被画框封死的世界，它可以不断的延展，绘画也不再被用来隐喻现实，而是用来搅乱现实，像讲故事时的插入句一样——顺便说一句——毫不费力的，原来的情节中断了，叙述者开始了另一个故事。

　　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艾尔的电影，从一件正在发生的事轻易地转移到另一件事，或是因为一个人，或是因为一个物品，然而这种叙述搅乱着我们的经验(一种被我们习惯的了叙述模式)，使我们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他的电影而是怀疑我们的经验——难道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像样的结尾?

　　这种叙述的延展性与开放性使得段建宇的绘画几乎可以容纳一切资源，从艺术经典到草根故事，从城市生活到田园牧歌，甚至从绘画内到绘画外。在这个意义，称她为画家只是因为我们的偏见，她其实是一个经常利用绘画来编故事的人，正如她在《生活指南》中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绘画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涂画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应该如何画画的诉求，也没有必须如何画画的压力。对于“如何……”这样的句式，段建宇总是一副嘲讽的姿态，进而戏拟出“如何在高原放松自己”、“如何在草原上度过夜晚”、“如何热爱生活，如何陶冶人的情操”等很多说法，她对任何标准话语都满不在乎，包括关于绘画标准的话语。

　　于是，绘画在自嘲中获得了解脱，对，在绘画中想尽各种办法——包括鸡、西瓜、坏趣味、脏颜料、插科打诨、俗、行画、装腔作势、廉价、幼稚的模仿、小女人气等等——来嘲笑绘画，这正是段建宇使绘画获得自由的办法。

　　总之，转喻是她的不动声色的修辞手段，自嘲是她大大咧咧的姿态，而所谓的绘画，只不过是一种让我们沉迷其中的理由，一个她发自内心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