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这个词具有复杂的属性，它可以算高级，也可以算低级。小孩子成天玩游戏不止，那游戏就显出低级，至少在孩子妈眼里是这样，她会一叠声恨道：“玩，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没出息的东西!!”那个玩，就是游戏的代名词，简直连得上是罪。

　　可是，“游戏”走进哲学，身份就不同，比如有一个“美的游戏说”，那颇了得，游戏连着的是美，这时候，游戏就显着高级，表示人做着正事，却又能不拿它太当个事，听着就透出十二分的潇洒，简直要叫人仰望。

　　那么游戏究竟是好，是不好?这个倒难，说哪一头，都会得罪了人，不如只说游戏的状态，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无牵挂地放下。总了归齐，游戏就是这么一回子事，不复杂的。

　　只要人愿意，世上有很多事是可以拿来玩(游戏)的，玩股票，玩古董，甚至一直可以玩到爱情，但少有听说玩艺术的。爱情似乎还玩得起，往往走了一个，还可以有替补的，艺术倒有些儿玩不起呢，因为艺术关乎着名和利。说来，我们人要的东西也不算很多，差不多就这两件儿。因为要得少，这仅有的一件两件就显得严重了，输不起的。因此我们满眼看见的都是为艺术认真而且奉献的人，奉献青春，健康，乃至身家性命，我们口口相传着艺术大师的种种故事：比如年轻的达芬奇孜孜地画蛋--那是真刻苦，比如年老的毕加索能在画架前一站五七个小时--那是真勤奋;我们绝少看见拿艺术当游戏的人。因为--真的--艺术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们说“绝少”，不是全然没有，艺术史中倒也找得出一个两个拿艺术当游戏的玩家。而且，他们玩起来，还不是一时的，是一世的，那真叫敢玩，会玩，结果呢--还是先不说结果吧，说出来，人未必肯信，不如先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的，自自然然再把我们带到结果上，这样可不妥当些。

　　这里要说的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有头有脸的现代法国艺术家--杜尚，一个是无名无位的美国工匠--罗迪。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生于法国，少年习画，而且成就不坏，二十来岁已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属于最早探索立体主义团体中的成员。1913年，他有一件立体意味的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1913年著名的“军械库展览”中引起轰动，使得他当时在美国人眼里比毕加索还要有名，他被视为最出色的欧洲现代画家。这一切对于一个年轻画家真是顺顺当当，前程似锦。可是突然，他一下子中止了这个前程。不是他的身体出了毛病，也没有失恋之类的打击，更加没有事业上的任何不顺遂，契机只是件小事：他的一幅作品送展览时，评审人希望他稍稍作些改动。那绝非声色俱厉的批评，更非断然拒绝，因为评审人跟杜尚的哥哥是朋友，而且这个要求是请杜尚的亲哥哥向他转达的，算得温和有礼。杜尚当时听了也并没有火冒三丈，只是“一言不发”，乘了出租车去把那幅画取了回来。但此事让他决定不再跟这些现代艺术家们一起玩了，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艺术显得越来越不好玩了。 “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线，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得我冷静了。我对于这些曾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行为的反映是，我离开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我成了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杜尚访谈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P6—以下只列页码)

　　杜尚一个人躲到边上，做了图书馆管理员，想什么着呢?他没要怎么着，他只想“不怎么着”。他进入艺术，只是想照自己的意思做点儿什么，并不想拿艺术给自己谋求什么。“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什么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是个典型“玩玩”的心态。

　　他这种态度真是有点“不端正”。当时和他在一起从事现代艺术的画家们可没人这么想，因为艺术真的轻视不得，我们只消来看一个事实：在20世纪初期，巴黎的艺术家正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西方艺术的转型期，只在二三十年中，许多汲汲无名的画家一跃成为大师，其过程简直就象个魔术。比如，在1890年左右，人可以在巴黎画店的箱子里随便翻出一张德加的单色版画，只要10个法郎就能买下，即使在1895年，马奈画的大幅肖像画，2000法郎还找不到买主，而凡高的画在1897年，500法郎一张也卖不出去。塞尚的画在1897年，五张油画放在一起才卖出了900法郎。然而到了1910年， 德加画的“芭蕾舞女”，已经卖到了43万法郎一张!艺术家的暴发走运几乎象火箭升空，想想也让人心痒难耐。当时恰好又是艺术上的“乱世”，谁都可以拉大旗造反，闹好了就能一夜成名。结果弄得当时欧洲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流派出来。只看巴黎1910年的独立沙龙展，竟展出了6000件作品，那是多大的声势，多浓厚的渴望啊。退一步说吧，即使一个艺术家没有能耐独创新风格，跟着上船也行，人多势众，推波助澜，落后便可以一起在船板上分胜利果实，忝列于美术史的“XX主义”标签之下，落个小名家什么的当当，也挺不赖。那个时候，巴黎艺术界人人都象一支快要离弦的箭，准备着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在艺术上大捞一把。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杜尚这种人居然“没有打算”。他是说说而已吧?

　　的确有很多人对杜尚非常不服气，觉得他后来在艺术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享有那么大的名声，哪里会是无意的。这是拼命有意都难求的事，怎可能被他无意无为就轻易得手了。他八成是在装模做样吧，虚伪!

　　话说到这里就难了，人的思路要走深一些才行，我们有世道，有天道，就世道来说，一切须得有为，才可以成就;就天道而言，却正和世道相反，一切须得无为，才可以成就，(老子早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拼命劝人无为)， 而无为后的结果必有大成就，想小都不行。杜尚后来被世人看重和抬举的成就便是从无为里生长起来的。我们若一味以己度人，囿于“世道”看“天道”，自然就死活看不明白杜尚一生所呈现的独特风景，那真是可惜了。

　　杜尚是否是个骗子，我们在这篇文字里懒得操心，(乐意的人何不自己去钻研求证，写出书来都成) 这里我们只说他游戏艺术。

　　要游戏任何事，先要有个前提：无求。从杜尚一生的形迹看，他的确是生性散淡之人，对名和利的欲望少到几乎没有。在物质上，他一生什么也不积累，“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事， 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他果然身无长物，住处“简单得象个船仓”;出门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把两件换洗的衬衫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在名声上他也不作任何积累，在他年轻时主动退出立体主义团体后，从此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从不标榜自己，从不为自己做宣扬，从不主动参加展览，他对自己的一生一无所求。他自述：“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 (P88)

　　唯有到了这个地步，人才能完全轻松，唯有真正心地轻松，才有兴致去游戏，而且一切皆可成为游戏。杜尚对于艺术的态度完全是放松的，他若要做个什么，可不存什么“创新”、“革命”一类的严肃念头，那就沉重了。杜尚才不肯受那个累。他做的任何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主要动机是好玩，“好玩”和“消遣”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词。比如他在1913年做的“自行车轮”--把自行车轮装在凳子上，他这件东西一不小心居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件“动态雕塑”。可这么件重要作品，对杜尚而言“那只是个消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做它，或者任何意图要展出它，或者用来说明什么。不， 没有这一类的事。”(P44) 他的第一件“现成品”--在一张风景画片上加了两个点，起名“药房”， 也“只是我脑子里的一种消遣而已。”(P45)，结果，他的现成品又是一“不小心”，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对艺术改弦易辙的革命。他还有一件作品，“罐装的偶然”，是把三根形状奇怪的尺放进一只盒子里，那三把尺是根据三根玻璃丝自由落体的偶然形状做成的。这的确等于是把偶然装起来，“这个主意让我觉得好玩，……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来引导自己做事的。”(P44)

　　杜尚的确如此，一切出于兴趣，他画《下楼的裸女》，是因为“没有人画过从楼梯上下来的裸女，这是很滑稽的。”，当他欣赏美国，批评巴黎时，他不说巴黎保守，只说“他们不会找乐”(“巴黎的人总把偶像放在他们肩膀上，他们不会找乐，他们从来不会说：‘我还年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可以跳舞。’”P108) 当他说道达达主义的愤怒和进攻性时，只说，“当你想要进攻时，你就不能发笑了。”

　　杜尚一生就是这样玩过来的，什么负担都不掮在肩上，他不光不需要家室，也不需要工作，(他只在需要钱时，去做一点点事，比如给美国的阔小姐们教法文，物质上的开销极小，以便保持自己自由。) 有了他认为好玩的想法，他就做个作品;没有时，他就玩棋。他一生“深深的被下棋吸引有40到45年之多”，他在棋上下的功夫远比在艺术上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他那么迷棋，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打算， 这是下棋的最重要之处。”(P8) 而艺术家们的社会化打算往往十分明确，而且十分强大。因此他“和艺术家混在一起，使我不大开心。”(P6) 而“棋手中的情况比艺术家的情况要叫人好接受得多。棋手们是一群迷迷瞪瞪的人，两眼一抹黑，带着眼罩，在某些方面有些象疯子，这实际上也是艺术家们所应该具有的，但是通常艺术家们不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下棋让我更加有兴趣。”显然的，下棋既没给他带来过名(要有，也只在一小撮棋手中间)，更没给他带来过一分一喱的利，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在乎这两件东西， 要是在乎，他就不是杜尚了。

　　能这样真正游戏人生的人的确不大多见，采访过杜尚的一位法国人卡巴内叹道：“在那个年头，当时的画家们都成群结党，互相交换他们的研究发现，错误并且友情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吃惊的是您却需要自由，你的格调让您保持距离， 并隐退。除去您受到艺术风格的短期影响外，你保持的距离不仅是为了和运动、风格、观念分开，而且还和艺术家们分开。”

　　杜尚和艺术和艺术家分开、保持距离的理由是：“反对所有这些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该选择别的。是做一个搞艺术的人，还是去结婚，有孩子，有房子……”(P27) 情形很显然，所有那些小心翼翼的盘算，都会破坏人游戏的心情。若无法游戏，一切事情都会变得严重，而且沉重。那真是弄到很不好玩了，人生若是不好玩，我们为何而来?

　　因此杜尚的选择是清清楚楚的，合情合理的。在寻常世人眼中，他不要名，不要利，活象个大“傻冒”，对于他自己却是很“划得来”，他自己过得轻松愉快不算，他(也是一“不小心”)弄得自己周围的人都喜欢他。 据说，凡见过杜尚的人，无一不被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无论男人女人几乎个个都为他着迷。卡巴内对他说“普吕东说过您是20世纪最有才智的人”，“罗奇告诉我，您的行为举止非常吸引人。”

　　由于杜尚保持了自由，他一生都活得潇洒自在，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悠然游戏。而正是由于他有了游戏的心情，才能闲闲地看出了西方艺术中的种种紧张： 对于艺术地位的紧张--必须高高在上;对于艺术题材的紧张--必须严肃慎重; 对于艺术家的紧张--必须优于常人。他就好笑起来，说，“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他还笑道：“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是人发明艺术的，没有人就没有艺术。所有人造的都没有价值。”(P111) 他笑过了，就找来个小便池，签上名，说，这也可以是艺术。这个举动引发了西方艺术中的强“地震”，把天都翻过来了。

　　信不信由你，越是不拿艺术当个事，越容易获得力量，越看重艺术，效果往往相反。不信我们来看一位海外艺术家对于艺术的认真：“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创新，每一幅画都要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的求精进。画作要有哲理并要求完整。我个人对艺术抱着使命感，这一点一直是我坚守的信念，就绘画表现来说，建立自我特有的绘画语言，并强调时代特有的精神面目，也是我一向执着的。绘画可以提升文化，有使命感的画家在文化活动中是最重要的。”

　　看了这一堆话，感觉如何?一个字：累!显然的，这个人跟艺术没法儿游戏，估计也没法儿有大出息。这里倒不是随便贬低人，道理三岁的孩子就能懂：一个背着一堆重物的人(“要跟别人不一样”，“硬碰硬的求精进”，“坚守的信念”，“一向执着”，“使命感”)，能走得很远吗?

　　通常一个游戏者总是不具备攻击性的，因为玩嘛，实在就没啥重要了。杜尚能一路玩过来，正是因为他一向感到：“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能这么说只因为他看到“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点， 人们又老要摆出一种权威的面孔，这一点难道不够让人觉得好笑吗?”整个事情好像也就这么简单。因此这个艺术史上的大“玩家”，虽然一不小心做成了西方艺术最大的“颠覆者”，“破坏者”，但他从没有让自己摆出一付造反派的腔调，更没有让自己显得象个“嬉皮”嘴脸。他的外表非常优雅，秀骨清相，彬彬有礼，衣着合体。他一生中从不攻击别人，也从不与人争论。对于不赞同的事，他用避而不谈一法来躲开。他总是能得体而礼貌地接受他并不喜欢的一些事：出席开幕式，给讲座，接受采访……他说“接受和拒绝是一回事。”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于是他游戏一切，当然也包括艺术。一不小心，西方艺术被他的游戏玩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另一个游戏艺术的例子倒是一个跟杜尚全然不同的人，游戏的方式也不同，但结果一样叫人吃惊。

　　只说在美国洛杉矶的周边，有一个非常破旧糟糕的区域，叫华斯(WATTS)，那里住着各种族裔的移民，形形色色，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生活贫困，生存艰辛，罪行丛生，这一切让华斯区简直是恶名在外。然而，那里却突然冒出个奇异的东西，一个用水泥、钢筋、磁片、碎玻璃做的一组高30多米的塔，造型十分华丽，色彩绚丽斑斓。这个奇异之物如今被命名为华斯塔(WATTS TOWER) ，成为洛杉矶一处闻名于世的景点。这景点不仅吸引艺术家，文化人，甚至吸引外国贵宾和游客。

　　是谁会在这么一个地方，建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来?

　　说来叫人不信，那是一个叫罗迪(Sabato Rodia 1879-1965)的泥瓦匠，独自一个人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慢慢建造起来的。罗迪是一个意大利移民，10来岁时从意大利移民过来，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不仅不过人，甚至还不如人。首先他生得十分矮小，身高不足1米5;其次他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到老到死，英文也没有说利索。他的生活跟大家一样，有了妻小，挣钱养家过日子，他就照这样浑浑噩噩过到43岁，突然对自己的人生很不满意，感到活着被动，机械，不随意，不快乐。于是他突发奇想，人为什么就不能在自己一生中，随了自己的意思做点什么，想做个什么就做个什么(只要不是害人)。 结果，他想到，自己是个泥瓦匠，何不就用这点子手艺，照了自己的心意，给自己做一个大玩具，高高大大，漂漂亮亮，怎么就不行呢?

　　于是，他真的在自己家的后院里动手做起来，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资金准备。可是，人但凡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能找到办法，想出门道。他用最少的钱去买来水泥(水泥在美国很便宜)，其它的建筑材料主要靠捡，钢筋啊，碎磁片啊，玻璃啊……借助这些材料，他开始一点点做，虽然只有周末和工余的时间做，但他契而不舍，先挖地基，用泥灰砖块建出结实的台子，然后在台基上用钢筋一圈圈地往上盘出架子，他一层层地盘，一点点地上，没有脚手架，他就自己拎一个小桶，桶里装着和好的泥灰，或者贴面用的磁片，肩上扛着钢筋，从底层一圈圈地往上建，他就一点点地往上爬，最后他建成了三个高塔，其中最高的一个30.34米。他花了三十四年玩了个持久的游戏：完全照了自己的心思兴趣，做成了一个奇异美丽的大家伙，他对此感到很满意。这个“游戏”结束后，他把两手拍拍乾净，走到邻居家去，说，我老了，这么个大家伙也用不着了，我把整个院子和塔送你得了!他的邻居第二天备了礼物去谢他的“大玩具”，结果扑了个空，罗迪前一天晚上离开了那里，不知所踪。

　　小个子工匠罗迪用三十四年给自己建成的“大玩具”，现在成为洛杉矶市的宝贝，艺术家艺术史家更把它当成宝贝，他们研究出，这个泥瓦匠无意地运用到了现代建筑上最先进的薄翼结构，(用最轻巧的结构，承受最大的重量)，他还无意地运用到了后现代艺术上的手法：挪用，组合，相拼……这么个没文化，不知美术为何物的人，一不小心做出了艺术史上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载入史册。而这一切只是起于罗迪想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玩的大家伙”。

　　事情看上去象是：一个人一旦获得游戏的心情，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能做，而且结果惊人!

　　不过这里需提醒一句：投身游戏是有条件的，要断贪，去欲，不然，肯定只能是假游戏。是假游戏，就得不到真结果。要干，你得真干。

　　人的生存其实一直有着两个方式，一个是自然操作的方式(天道)，一个是人心操作的方式(世道)，自然操作的方式来自本能：生的愉悦，在这个方式里人才能游戏，才会游戏;人心操作的方式来自欲望：权、色、名、利。那是人人争抢的东西，那里容得你来游戏。恐怕大部份人是处于人心的操纵中吧，不然，游戏艺术的人为什么如此稀少?

　　只说，这两个游戏艺术的人结果究竟如何呢?罗迪是个工人老粗，不善言辞，英文也说不利索，就没留下话来，总结自己人生。我们单知道他把自己的院子和塔送给邻居后，独自跑到北加州一个小镇的老人院里安祥过世，享年86岁。当他那个“华斯塔”被外界炒得火爆而大享盛名时，他若无其事地呆在老人院中，从不向人提起他的“大玩具”，仿佛那个塔跟他毫无关系。他一过世，来自世界各国的唁电象雪片一样降临那个偏僻小镇的老人院。

　　杜尚，活到82岁，死得极其顺当，无疾而终。在他过世的当天晚上，他还邀朋友在巴黎郊区的寓所晚餐。客人们离去后，杜尚进入盥洗间做上床前的准备，在那里，他的心脏蓦地停摆。他的朋友第二天赶了去，这么描述说，“他躺在那里，美丽，高贵，安祥。只不过比他活着时略为苍白一点点。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这个最善于游戏的人是这么总结自己人生的：“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过得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