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运作中意识到它的行动本身。走向对象，乃是走向自身。”

　　乔治·布莱的这段话道出了批评行为的内在真实。批评家评述的虽然是别人的作品，但从这个“别人的作品”中发现的却是批评家自己。他对作品的评述过程，同时也是他的心灵自由创造的过程，是他的心智和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诚然，批评不能离开作品说话，但它也绝不以解释作品为目的。特别是在现代，批评意识愈来愈成为一种“增殖性”的创造意识。它虽然带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但绝不武断。现代批评并不谋求唯一真理，也不以揣测作者的原有创作意图为满足。它更多地强调的是“我”的理解，而且仅只把这种理解看做是无数个“解”中的一个“解”，它寻求的是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因此，作品之于批评，只是供批评家思维的材料，而不是注释的对象。

　　在现代条件下，已经不大可能产生那种对一切作品拥有解释权的“全能”批评家。无论他多么博学多才，也有他无法逾越的“视界”。每一个批评家只能在他熟悉的有限范围内工作。

　　如果他以为他手中握着一把可以度量所有艺术的“万能尺”，那他就难免会受到历史的嘲弄。任何追求终极真理的企图和建立绝对权威的尝试都成为不可能，企图以一个恒定的批评标准去匡正所有的艺术的时代再不会重现。

　　关于当代艺术的批评标准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确立一个判别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新艺术”的价值尺度的问题，要想批评“新艺术”，就必须先去了解它借以产生的观念和文化背景，而不能像一个普通观众那样在“无知”的情况下先予否定，更不应持党同伐异的姿态，用此一标准去诋毁另一对象。

　　批评家应该尊重一切严肃的艺术创造，维护艺术业已形成的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因为正是这种多元局面，给了艺术家选择的权利，为艺术家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批评家可以不赞成某种选择，但却不应试图去剥夺这种选择的权利。

　　批评家作为“职业观众”必须放弃大一统思想，在不同方位上共同创造一种多元并呈的良好局面。因为就艺术而言，多元格局是一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艺术家而言，多元格局是一种适宜的生存环境。这种多元共存的局面之所以值得提倡，就因为它是一个敞开的文化空间，就因为它为多种艺术语境和个人话语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