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抱歉，临时改变了题目，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麻烦。由于改变了题目，也没有准备详尽的资料。

　　我想简单说一下改变的原因，我注意到会议的标题有两个，大标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还有一个副标题是09北京国际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讨会。据我的观察，与会代表发言当中，大多数是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现象和作品的。但对于它的副标题所涉及到的理论与批评，恰恰是关注的不是很多。当然现象和理论之间，要完全地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我自己本人的工作是侧重于做西方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理论与批评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工作。我也关注中国当代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理论在建构当中所出现的有趣现象。所以我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原理论，或者叫原批评。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两种趋向。从中国当下的批评家和从事现代和当代艺术研究的学者当中呈现出来的趋势;二是，现代性话语的两种倾向。也有两种趋势;三是西方现代性理论在中国语境当中的扭曲和变异。

　　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两种趋向。第一种取向是描述型的、叙事的和充满了善良意志的趋向。可以直接取高名潞先生的批评理论和他的批评方法论建构，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以高名潞先生为代表的批评方式，我把它称为描述型的、叙事型的，充满了善良意志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要用恰当的概念、术语，以及由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分析和评价中国当代艺术。在将中国的当代艺术推向世界的同时，也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理解。这样一种理论的优点和雄心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高名潞先生的理论建构，他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公元九世纪的张彦远联系起来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和西方的后现代思想的重要渊源海德格尔联系起来的时候。我并不是详尽的评价高名潞先生理论的时间。从根本上来说，要用全新的分结，用概念来重新分结经验的抱负，重新言说自身的经验。换句话说，近代以来，汉语当中，从西语引进来的一系列概念、术语，以及八十年代以后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理论当中引进来的一系列思想、学术，全部置于质疑和重新审视的背景中。当然在这里我不能展开评论，我是想说这种做法具有代表性。据我的观察，不仅是高名潞先生有这样一种抱负和雄心，还有一些批评家也同样地想采用原立场、中立立场，或者要采用消除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的新的立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和批评的趋势。

　　第二种取向是规范的和批判的取向。王南溟先生的发言就比较典型，他的题目是批评性艺术或者是批判性艺术。另外像著名的批评家王林先生，也持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立场。这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构成了中国当下的理论与批评的第二种取向。总的来说是坚持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坚持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职能，强调批评家的责任感等等。这种言说的道德的感召力和其中包含的政治热情，毫无疑问，是很多听众、读者都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同时也经常遭到一些质疑，比方说单纯为了追求政治正确放弃了艺术本体，这是经常遇到的，对于第二种批评的质疑。当然在这里我也不便对它进行完全的展开。我发现这两种趋势，它们相互之间的辩驳，还是很有利于把当下的理论建构放到比较大的国际背景当中加以审视和关照。如果把这两者关联起来的话会非常有意思。

　　在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话语有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种也是描述型和叙事型的。很多社会学家采用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就是描述型和叙事型的概念。把现代性的国家理解成，比如民族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这个词和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等，就没有明确的定义区分。因为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时段，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过程。这是第一种趋向，在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当中常见的，把现代性理解为这是一个历史时段，理解为是一个过程。

　　我要说的第二种倾向是规范性的。规范性的现代说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他提出了一整套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在现代性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作为现代性的规范内容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专门评述哈贝马斯的思想，我把现代性的规范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哲学和形而上学层面上，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就是主体性。在科学领域，和主体性相对应的就是客体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实践领域当中，西方启蒙以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在建构规范性的现代性理论时提出的重要理念，一个是政治自由，再一个就是道德自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一个是形而上的哲学领域，是比较宽泛、抽象的世界观领域。其他就是科学、社会和艺术三个领域的划分。在艺术领域，提出的基本理念是艺术自主。

　　每一个概念都与当下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政治自由的概念和当代中国艺术的政治关切。刚才王南溟的发言当中比较多的涉及到这个问题。再比如道德自律这个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市场以后所产生的新的情景，也有很多的关联。这里我想简单讲一讲最后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艺术自主这个概念。

　　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艺术自主。一个是从艺术的体制上理解。艺术自主是指现代艺术从教会的赞助和国家或者君主的赞助当中脱离出来，成为面向市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对自主的选择。一般人认为教会的赞助和国王或者君主的赞助是单一性的，而市场是多元的，所以给了艺术家相对自主的选择余地——市场。第二个层面是指艺术家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他的自主或者自律态度。因为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不去面对市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艺术家是背离自己的最深切的关切，去迎合市场，还是倒过来?这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否认的问题。你是把自己更深切的关切、关怀，是放弃它去迎合市场，还是反过来?这是基本的问题。我相信，在今天，当代的中国批评家当中正在发生的论战之一就是关于艺术家如何面对市场。可以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来讨论，这样的论战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我简单的介绍了我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建构的基本理解。我认为它存在着这两种趋势。接下来，我想着重谈一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到了中国语境当中发生的扭曲和变异。

　　这一点非常遗憾，国内的学者和批评家谈论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多的是采用第一种趋向，就是一种叙事的、描述的趋向。西方现代性理论当中的重要取向，就是规范趋向被忽略了。有很多原因，包括文献介绍和研究方面的原因。国内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一些西方的关于现代性学说的重要理论，到二十世纪中叶才有中译本出现。文献上的问题导致了对现代性言说当中，过分地依赖于叙事的理论、描述的理论，而放弃了现代性概念本身的规范潜力。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高名潞先生，他提出另类现代性的概念。我对他的概括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简单化，但是我的感觉是他的基本用心还是想要用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艺术史。这种描述放弃了规范立场，这使得我在他的理论当中找不到现代性概念的规范力量。

　　与高名潞代表的趋向相对应的是批判趋向。当然也存在其自身的问题，而且有很多问题，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如果说不能比较有效地论证批判的规范基础，这种批判性往往会沦为一种简单的立场，或者说采取一种姿态，而恰好是批评家王林先生的会议论文的标题，他的标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因为如果你不能很好地论证你的规范基础是什么，你说只能采取这个立场，那就变成了一种姿态。我对国内现有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建构当中所出现的这两种取向，所提供的描述大致是这样。我提出的问题要多于已经解决的，或者说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提问部分：

　　提问：沈教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谈到的现代性建构在中国的变异和扭曲。您着重提到了关于哈贝马斯现代性建构的观点。您的最后一点关于艺术自主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关于艺术自主主要是谈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艺术赞助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宫廷教会赞助转向市场的方向。另外您提到的第二点是在艺术家面对市场时的自主和自律态度。如果从艺术自主的角度来讲，它不只是这样的两个方面。比如艺术本体的转变，以西方现代艺术为例，有传统艺术的根本转变，比如走向什么是艺术，甚至是对哲学问题的形而上的探索。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艺术自主有没有其他的维度?

　　第二个问题。您提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两种倾向。您有没有可能，或者您觉得能不能有第三种倾向或者是道路?

　　沈语冰：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非常感谢你的补充。我是这样理解艺术家和市场这个维度的。当艺术家面临市场的时候，他能够保持一种自律的选择时，就意味着对艺术某种本体功能的坚持，因为除了这个以外，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坚持了。这两个层面不应该是矛盾的。当艺术家能够坚持某种自律的态度，不愿意背离自己的更深切的关切去迎合市场的时候。这个关切最主要的还是艺术的关切和本体论的关切。你把它分成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也未尝不可。

　　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我暂时还找不到第三种可能。实际上这两种倾向也不完全是没有重叠之处，我只是为了刻画当下的批评理论的总体轮廓，而给出了比较粗糙的概括。叙事不可能完全排除规范，因为任何的叙事都包含规范在内。怎么体现规范?规范的论证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它和现实的生活经验，总要产生一定的关联。不然的话，单纯地提规范有可能变成单纯的理想主义。所以这两者不是完全的非此即彼，而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大致上还是存在着这两种主要的批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