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气愤的说这里无作品可收;各界策划人失望的说这里没有艺术;评论家说艺术要表达政治政治要艺术来表达;媒体激动的说这是艺术参政;观众摊摊手说这里没有革命，不如去喝杯咖啡。”这是艺术家曹斐在本月刚刚结束的第七届柏林双年展之后写的揶揄之词，他批评的是这次双年展的重头戏，即占领BB7(Berlin Biennale 7th)。

　　占领BB7展厅入口上挂着横幅标语：“这不是我们的美术馆，这是你的行动空间” (This is not our museum/This is your action space);在进入展厅的通道墙壁上也写着“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To create is to resist, To resist is to create)，其原话来自Stephane Hessel，一位95岁的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抵抗者。

　　这是继“占领华尔街”之后的“占领美术馆”行动之一。它也顺应了“艺术回应现实”的潮流。自从有了“纯艺术”一说，即艺术自律的构想使得艺术活动区分于了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中的行为，之后，要求艺术回到社会现实中去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只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境下，呼吁者对现实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中国的这个“微博时代”，各种社会冲突加剧、事件频传的状况下，自然又有了要求艺术回到现实的呼声，这里的“现实”更多地是指现实政治，要求艺术担负某种现实政治功能。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洲和北美，艺术则被拉入了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的诉求下。

　　当我也前往柏林，钻进第七届柏林双年展在KW展览大厅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不是有什么东西震撼了我或者惹恼了我，而是吃惊于“平庸”。那些关键词、口号、符号与图像实在是见得太多了，以至于太过流行而成为了一种“政治景观”。相对于实际的政治实践来说，这里的政治行动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嘉年华式的表演，占领者与参与者们在这里讨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治话题，它们既不具备行动可能，也不具备思想意义。“STOP WAR”、“NEED FOOD NOT FOOTBALL”、“GLOBAL CHANGE”、“REVOLUTION!”，到处都是这类口号，多到只构成了某种视觉上的存在，除此之外使人感到麻木。如果有人去戳上几道 “疏通水管”或“办证”，估计也会显得充满政治色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类小淘气的小撒娇，展览中依然有一些堪称宏大的作品。首先是摆在KW院子里9米多长的大铁钥匙：当巴勒斯坦人逃离战乱成为难民的时候，他们依然带着家门的钥匙，以为避乱期会很短暂，谁知一去数十年，钥匙却总是带在身边。这个巨大的钥匙，就是由伯利恒附近Aida难民营的居民们的钥匙一起铸造的，其意自明。另一个大项目是波兰艺术家卢卡斯·苏若维克(Lukasz Surowiec)的作品，把奥斯威辛周围的桦树苗移植到柏林的四周，成为某种活的纪念碑。最宏伟的计划则来自以色列艺术家亚尔·巴塔娜(Yael Bartana)，她构想让让330万犹太人返回波兰，并设想以此来改变中东难以破解的冲突。

　　这些作品和计划虽令人尊敬，但却不叫人欣赏。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太政治，而是因为这些政治主张及其讨论方式缺乏明确的目标，而显得过分盲目。当然了，盲目性是“行动主义”的主要特征。柏林双年展的这些政治景观，仿佛正在无声地重复着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一段演讲，他说：“他们问我们计划是什么。我们没有计划。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些参政的艺术，它们无力达成它们宏大而沉重的预设使命，仅仅静静地在柏林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之后双年展结束了，艺术家们一哄而散，跑去占领别的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