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现代延续到当代的音乐学写作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立足家乡并从家乡文化中挖掘出光彩景观来的学者，这些与西方民族音乐学“局内人”不能从事本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相反的事例，说明了中国人依恋乡土的特殊情愫，他们为家乡演绎出来的立论上牢不可破、阐释上洋洋大观的著述，成为中国音乐学建立理论体系的基柱。这样的学者灿若群星，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学的耀眼天河：杨荫浏、曹安和之于江苏，李石根、冯亚兰之于西安，杨匡民、王庆沅之于湖北，王耀华、蓝雪菲之于福建，杨久盛、李来璋之于东北，杨民康、周凯模之于云南，陈克秀、景蔚岗之于山西……他们共同构成了对本土文化埋首挖掘和深情表达的系列。毋庸置疑，只有家乡人才能对方言体会得入木三分，对乡俗了如指掌，对乡音体味透彻。通过他们，中国音乐学差不多绘制出了一幅完整的乡村音乐分布的全景图了。杨荫浏为这幅音乐地图描上了第一笔，后人接续着点上了一片又一片生花妙笔。当然，家乡人绘制的全景图中还留下许多空白，比《清明上河图》要长得多的民俗画卷依然存在尚待后来者填补的缺环，但是有了这一批基本著述，民族音乐地图就慢慢让音乐学家有了心理满足的完形感。

　　无须说，家乡人描绘家乡事，自然便捷顺当，若是一个外乡人想把一片异乡文化描绘出彩来，那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如果异乡异邦再加上外族外语，那就更是难上加难。愿意这样做的音乐学者不多，敢于这样做的音乐学者不多，能够做好的音乐学者就更是不多。毫无疑问，周吉就属于做到了这一点、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除非你是个百分之百的真正维吾尔族人，否则一个研究维吾尔族音乐的外来学者都逃不脱被当地人怀疑面孔的命运，即使像周吉那样蓄着维吾尔族式的大胡子也证明不了自己对维吾尔族音乐文化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他必须以自己的著述、创作、社会活动、艺术实践，乃至流利的维语表达，消除当地人善良的怀疑目光。周吉做到了这一点，不但有几大本让当地人绝对信得过的关于木卡姆的专著，还有一系列流传在维吾尔族人口头上的创作歌曲，还有为了维吾尔族音乐四处采访的身影，更有舞台上采用两种语言报幕的流畅和幽默，那是使不少以自己的母语为尊的维吾尔族观众目瞪口呆又绝对认同的行为。他如同一棵树，一下子就栽到了新疆，终生不弃不离，围绕主干而生的年轮，缠满了木卡姆的青藤。定居新疆，对于一个正当韶华之年的人来说，是件极端不寻常的事。对他而言，选择新疆，绝不是仅仅为了辽阔壮丽的自然景观，而是只有音乐家才能理解的让灵魂净化的木卡姆港湾。新疆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片让音乐家心灵栖息、让文化人心灵敞亮的绿洲。西域的节奏让一板一眼的中国音乐跳跃起来，西域的旋律让过于五声化的中国音乐绚丽了许多。从古至今，绵延不绝，成为维吾尔族人所有情感的起点和终点。于是，他走了进去，找到了心醉之源。

　　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木卡姆一下子火了起来，周吉也跟着火了起来。可以说，积蓄了一生的周吉，得到了摸爬滚打一生投入的回报。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节目单上，木卡姆是最大看点。那帮来自刀郎地区、蓄着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在舞台上旁若无人、尽情高歌的样子，几乎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言人的形象。蛰伏民间的小人物，一旦被像周吉、田青这样的专家挖掘出来，不需打造，不需包装，浑然天成，自然演绎，立刻成为让整个民众刮目相看的天籁象征。田青和周吉哥俩，领着这群老汉走上了许多舞台，从北京到成都，从东京到巴黎，刀郎木卡姆的劲风，吹醒了听腻了流行歌曲的城里人，让他们初尝了绝不比哈密瓜逊色的维吾尔民间音乐。而且，议论周吉外形“胡化”的人，竟然在维吾尔族老汉们的大胡子上找到了连接两者、解读前者的“草本”依据。

　　如同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走进新疆的学者一样，周吉的后半生坚执地站在了学术研究的阵线上。第一代学者为新疆民间音乐的整理搭起了最初的平台，筚路蓝缕，贡献卓著。万桐书先生大概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前用外国造的录音机，竟然为维吾尔提供了一份仅存于世的音乐大师吐尔地阿洪的声音记录，成为见证维吾尔族文化精神的“孤本”。“木卡姆学”之兴，实自此始。但循声究谱，大义略备，细节未明。改革开放以来，修举之资，渐有改善，于是，对木卡姆音乐精确记谱的心思，又提了出来。学界不满足于含糊其辞地描叙木卡姆那些模唱不准的音高、游移不定的节奏，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可真要把音乐家的感觉变为说得清、道得明的数据，就得老老实实地测音和记谱。周吉把黄翔鹏、赵宋光等老一代学者多年企盼的测音工作，落在了实处。他更是不满足于此前的记谱，非要亲手再来一遍。知难而进，反映了他性格中追求最好、追求最高的求真境界。非但要记，而且定要业内人士心服口服。一个时期，日日记谱，日日诵谱，成为他每日生活中坚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内容。记得他说，那时，他像着了魔一样，持笔过久到了右臂肿得抬不起来的程度。

　　音乐家懂得，地方乐种的记谱，几乎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体文化的体认问题。没有大半生的浸泡，记录不出经得住学术检验的器乐曲谱，尤其那类连篇累牍的鸿篇巨制。木卡姆不是让人一闻便知的知识对象，更不是那种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就可以记谱的简单对象，没有经年累月的倾听、体会、琢磨，根本不得门径。面对这类复杂对象需要的漫长时日，说起来真叫渴望一夜成名的人绝望，没有捷径可走、近道可抄。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大曲!真得一套一套听完了才行，真得一套一套记完了才行，真得一套一套研究完了才行。所以，只能老老实实，一套套听，一套套记，方能谈得上一套套研究。待熬够了年头，琢磨透了道理，才能记得清楚，写得明白。未把漂移着四分之三音的旋律唱准，未把伏埋着“增盈节拍”的节奏跟上，就别想沾木卡姆记谱的边。即使终年浸泡，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正义明道”的程度。坚持不懈，披沙拣金，且能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不二见也。他的记谱矫正了许多学者对木卡姆技术问题的误解。清晰的技术分析，沉浸在周吉充满感情的叙述中。作者没有用拔高的口吻谈论文化遗产，而是以技术方式，提醒人们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高技术含量。

　　乐谱出版了，凡是动手记过民间音乐的人，都能在谱面上体会到记谱者的聪明和苦心。那是一个音一个音堆积起来，一拍子一拍子堆积起来，意味一分一秒生命历程的记录。他的生命，就在这份消耗生命的厚厚记录中化为永恒!除了一般记谱和描述之外，他和他的团队，还额外给读者追加了意想不到的附加物，CD音响和DVD录像。如此一加，就让读者阅读之余，耳清目爽。乐谱、文字、音响、影像、一应俱全的民间记录，没有几个地方做得出来。体现21世纪全息记录的文图并茂、声像并举的新式出版物，构成了木卡姆记谱史上一个又一个不断修订的新版。此谱一成，宣美全疆，流泽全国，彰一代学者之功，绪几代学林之愿。中国音乐学界，硬是有这样的人物、团队出没，硬是有这样的作品、精品出现，让人刮目。

　　2007年末，根据《文化部外联局关于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研的通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新疆同行，组成“与周边国家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研小组，于9月27日至10月10日，展开了一次长距离的普查。普查小组成员有：周吉、邹启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国际处调研员)、李宏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马迎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李季莲(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和我。调研涉及喀什地区(喀什市、莎车县、疏附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乌恰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尼勒克县)等地的多个边境城镇，累计行程14300余公里。除了木卡姆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期间我们一起做片子的那段时光，这是我与周吉朝夕相处、连续最长的一段时间了。

　　在莎车县，周吉先带我们参加了“木卡姆艺术节”开幕式。那天上午，成百上千的维吾尔族艺人坐在舞台上，一字码开，每人手里拿着一件乐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有那么多民间艺人能够理丝操琴。艺人们根本不是为别人表演，而是聚在那里自我陶醉。望一眼舞台，有的抱着弹布尔、都塔尔，有的弹着萨它尔、热瓦普，有的敲击达卜、纳格拉鼓。乐队延续了上百米，整整坐满了一舞台，音响自然是铺天盖地，雷霆万钧。那场面，但凡是个音乐家，都会被击中“命门”。难怪木卡姆出现在南疆，莎车简直就是个大本营，就是个繁衍了一拨接一拨艺人的窝。如果真有徘徊于新疆的木卡姆灵魂的话，我敢断言，这会儿，灵魂就在这儿了。周吉得意地看着我的惊愕，神秘兮兮地提醒：这支就是我背后的“木卡姆大军”。

　　我们沿着新疆，绕了一大圈。一路上，断不了谈论关于保护与整理木卡姆的未来计划，也总是看到“木卡姆大军”各个“军分区”的精彩。到了新疆，自然免不了想骑着“沙漠之舟”照个相，景点上为游客造景的骆驼温顺可爱，但拍照价钱却不可爱。然而，就在讨价还加之际，招揽客人的维吾尔族小伙子瞅见了周吉，立刻说：“不要钱，因为你宣传木卡姆，为我们维吾尔族文化做了贡献。”看到了吧，周吉的名声，绝不限于音乐界，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对他怀有的崇敬，说明了当地人对他从面目到心灵“本土化”的认同。一路上，李宏峰也愿意为他拍照，面对晚辈的相机，他既威严又不失慈祥。李宏峰说，在那些绝顶一流的风景中拍的照片，都能作周吉的标准照。结果竟然一语成谶!我们在《中国音乐学》封面上发表纪念他的照片，就是旅程中拍摄的。

　　对周吉的回忆，是个有听觉也有嗅觉的立体回忆，他身上总少不了一股酒味。一路上，他总是像个匈奴，举着大块羊肉，端着大杯白酒，豪情万丈得可不是一点点。祸福相依，他还是因为酒，倒在了不该倒下的地方。

　　观念上人们似乎怎么也不能忍受一个杰出人物因为“不良嗜好”而死，然而，周吉就这样因为“不良嗜好”而死了。没有悔改之意，没有悔悟之心，甚至没有为了生命放弃贪杯的一点迹象。然而这就是周吉，一个嗜好一旦提起，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意思。稍稍有点遗憾，他躺下的地方，不是在自己的绿洲上。惜乎!我们长久以来关于木卡姆音乐研究的精神“图腾”，就这样破灭了。所有的朋友听到噩耗后的第一反应几乎一样：再到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术依托?

　　毋庸置疑，他的灵魂进了先贤祠，与那些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历史并创造了历史的先贤们站在了一起，永远地活在了解其贡献价值的后人心中。他以自己的一生践履，颠覆了外乡人不能把异乡文化透彻领悟的定论。本土文化延续在本土人身上，而周吉一生的行为却证明了另一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让维吾尔木卡姆的精神延伸到了他的身上。

　　张庚先生晚年谈及一生致力于“中国戏曲史”中的两项缺憾，一是考古材料不足，二是缺乏少数民族的材料。这是那个时代的条件限制不得不留下的遗憾。如果把上一代艺术史家的一生缺憾放到音乐史中，情况大致相同。学界希望完善学科的种种努力，包括旧著艺术史中缺乏的少数民族资料、曲库的积累与丰富，一本能够与中国的辽阔疆域相称的包括56个民族历史的完整音乐史，一本与中国的文化多样性相称的包括56个民族完整的民族音乐学教科书。中国音乐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历史赋予的这一使命。完整的民族音乐地图，等待着各地学者的成果。

　　周吉一生贡献的历史价值，大概就在于此。他提供的木卡姆音乐的著述和记谱，为上述两个学科需要的资料和成果，奠定了新一轮基础，并以一生的付出，让这份成果具有了权威感和可靠性。或许，正是因为羁旅于遥远异域，他的悟性一下接通了双重视野、双重能量的电源，呈现出跨越汉民族与维吾尔族两大音乐文化体系碰撞状态的生命火花，就像葡萄藤与火焰山并蒂的吐鲁番景观一样，他的思考方式超越了囿于单一文化的精神缠绕和历史模本，思并天下，腾起了异峰突峙的生命脉象。一个外乡人的一生收获，就在这里吧!

　　对于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从来不吝啬赞美的词句，恨不能把所有贴切不贴切的名号都馈赠死者，以寄托那份哀思。实际上，死者得到的荣誉永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朋友们怀着好意贴附的、追加的再多荣誉都没有意义，都不能与他本人在著述与记录中以学者的力量体现出的精神以及让历史肯定的业绩那样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