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澎 Lv Peng

　　At the end of February 2009, I purchased a book called “The Treasures of Venice” in a bookstore in Venic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an exhibition. According to that book, San Servolo was where members of Order of St. Benedictlived during the 9th century. From 12th century to the year 1715, nuns took hold of San Servolo and they helped to build a hospital for soldiers there. From 1734 to 1749, a church was built and a part of the building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asylum, which was shut down in 1978.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detailed history of San Servolo, nor do I have the urge to explore its past. Yet,.as I stepped on San Servolo at the first time, I could not help but fell in love with this island, its architecture, church and gardens only because of its appearances that reveal the traces of time and history. Indeed, it is nothing special from other places in Venice. Today it became the campus of Venez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f the exhibition “A Gift to Marco Polo” were not held here, I would not have treaded on this spatially limited island even if I had plenty of chances to visit Venice. In fact, I have come to this island several times.

　　2009年2月底，因为筹备展览，我在威尼斯的书店里买到的《The Treasures of Venice》中得知，在9世纪，“疯人岛(San Servolo)”是本笃会教士居住的地方，从12世纪至1715年，由修女操持，并在这里为士兵修建了一所医院。从1734到1749年，这里又修建了教堂。以后，部分建筑被转而作为精神病院，直到1978年才关闭。我并不知道“疯人岛”详细的历史，我也没有非常的探究心去了解她的过去。在第一次登上“疯人岛”的时候，不能否认的是，我喜欢“疯人岛”，喜欢她的建筑、教堂与花园，不是别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她的相貌告诉了我时间及其含义。的确，这里与威尼斯其他地方相比没有特别的不同，今天，她是威尼斯国际大学(Venez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校园。如果不是举办“给马可波罗的礼物(A Gift to Marco Polo)”的展览，也许再多的威尼斯之行，我也很可能不会登上这个空间非常有限的小岛，而事实上，我已经不少次登上了她。

　　5月24日

　　我是在没有任何激情的心理状态下启程再次来到威尼斯的，仅仅是要为展览作提前的准备。之前，吴山专和张培力的装置作品让我心里不安，他们的作品所需要的材料与工程技术要求，导致预算的增加和时间的紧迫。想说的是，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能够覆盖我内心的焦虑与烦躁，尤其是，没有任何艺术在成为物理事实之前能够让人激动与欢欣。因此我要承认，展览本身丝毫也没有让我有任何激情，就像我们每天清晨从床上起来需要洗脸一样，只有程序与时间表在指挥行动，无论展览是否重要，是什么性质，都需要按时开幕，我要去完成这个似乎只有去完成的项目。

　　5月25日

　　生活本身并没有任何戏剧性提示。我与吴山专、英噶、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走下旋梯，我们到达了马可波罗机场。水上出租车(Water Taxi)将我们送到了“疯人岛”。夜晚，我又一次观察了教堂前面的院子，我决定将这个有古代雕塑的院子作为开幕晚会的场地，此外，我们要通过院子到教堂的后院去关心吴山专的工程师的工作进展。我们站在准备安装霓虹灯的脚手架上，眺望着海面和岛上的灯光，波光粼粼，灯光投射出教堂的“后背”。这时，通常的感受会给出“美”的评价，不过，工作本身是枯燥的、紧张的、担心的，甚至是恐惧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美如果离开了目的和效用，也就不是美的。她没有让人有任何遐想，仅仅是物理世界。记得20多年前，读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关于“无目的性”这个概念，我们被告知，功利与目的是有害的。人的高级精神具有抽象性。美，朝着无限的高处上升而展开。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将时间放在思考和对微观世界的体会上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情绪是值得或能够让记忆永久操劳的，每分每秒中的感知并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仅是把似乎重要的事情联系起来，而省略掉中间的一切。我们能够记住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可是，在清晨，如果领略一下“疯人岛”的一切：走过那些小径，步上木板搭建的眺望台，抚摸被风雨抚摸过无数次的柱廊，观看那些被时间侵蚀而出现的班驳，就可以知道，只有细节才是记忆的真正内容。叔本华(Schopenhauer)当然提醒过我们：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表象。感知的重要性被无数的文字描述过，可是，有经历的人可能会更有同意：感知，似乎仍然属于物理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为感知而感知。

　　5月26日

　　清晨，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水临窗边的大海。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将她的光线投射在远处一个小岛的白色建筑上，这可是物理世界。如果一定要使用“感动”这样的词汇，清晨的风景比艺术更容易让我使用这样的词汇。

　　当我们到了吴山专作品《买就是创造(To Buy is to Create)》的安装现场时，德国工程师已经在脚手架上工作了。一切都在进行中，更多的工人出现在展览空间，拆卸壁灯，安装镶板，将膏灰刮在镶板上。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开始与进步。下午4点半，吴山专的作品安装工作已经结束，霓虹灯已经十分精确地被安装在了有机玻璃的字母板上，让我最担心的工程最早完成了，这时，张培力作品的安装现场才出现了白色的涂料。在26日，印象最深的是：“机器”与进步，专业与快乐。

　　我与吴山专经常讨论词语的独立性及其作用，尽管我们知道语言的重要性，可是，语言的物理力量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证明?无论是否同意，我坚持对语词保持警惕，在很多情况下，语词并不具备力量与影响力。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了“能指”与“所指”及其变化中的问题这类表述，事实上，我们用一种符号和方式去表达一个概念，目的在于产生影响，将需要传达的意思传达给他人，物理性的影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在1992年就厌倦了形而上学的飘渺甚至隐藏的蒙骗，我希望用让人感到可恶的“操作”来回应语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坦诚地说，是物理意义上的权力让我感受到了力量和影响力。那是17年前的事情，我没有阅读过福科(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尽管他的书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今天想来，每个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动因都来自他的特殊的语境，我相信，福科不了解我们的语境，尽管他相信他了解人类的“上下文”。批评家和关注别人的艺术家经常要对他们看到的展览评头论足：“假如”、“如果”、“要是”，这样的词汇很多，可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对于别人具体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和智慧。在这个时候，他们脱离了别人特殊的语境，理解出现了问题。结果，语词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也许，更加加强了歧义与冲突。26日的夜晚所拥有的惬意不是来自语词，因为吴山专的“语词”早在1992年的某一天就被他发现了，并且，2005年，我在杭州看到了他的《买就是创造》的中文作品出现在高士明策划的展览上。26日的夜晚所拥有的惬意来自具体的物理世界，来自专业的态度与智慧，来自烈日下的劳动，来自我们的眼睛和手能够感觉到的世界。吴山专的“语词”背对着我们，在“疯人岛”的院子里，我们只能看到“语词”的背影。

　　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游记(The Travels)》里，他所描述的所有故事都是物理世界发生的事。然而，那些故事影响了以后无数欧洲人前往“东方”，寻求物理世界中的所有沟通。当我们再次到达马可波罗机场，再次看到印有马可波罗字母的船只，再次四处可见马可波罗的名字时，我们发现了物理世界本身的力量。吴山专并没有兴趣与马可波罗对话，可是，《买就是创造》一定也是马可波罗的意思，威尼斯商人家族相信在买卖的沟通中将会获得奇迹，他们一家人已经创造出了奇迹，这已经足够了。现在，吴山专将马可波罗的目的再次写出来，挂在马可波罗故乡的小岛上，这是对马可波罗创造的奇迹最礼貌、最神圣的敬意。

　　San Servolo很快被国内的人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简称为“疯人岛”，这是多么好的称谓。很快，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疯人”聚集在这里，实现这个岛的传承。现在，我们恢复了形而上学，恢复了温情以及感性。正是惬意的夜晚，让我们开始有重点地观察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疯”就是形而上学。

　　5月27日

　　上午的天空有很多乌云，那是张培力到达的时间，“疯人岛”等待着另一个“疯人”的到达。这个“疯人”的作品来自无意识的海洋，他要将杭州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送还给威尼斯人，然而最有趣的是，他决定将一个不断充气挺直又不断瘪气的圣马可广场的高塔(Tower of Piazzia San Marco)送给马可波罗。为了让这个塔能够很好地坚挺与收缩，他将面临枯燥的调试与长时间的操作所带来的焦虑。

　　5月28日

　　再次进入一个重复的早晨，阳光照射着食堂外的环境，天空蓝蓝的，安静的“疯人岛”在此刻只有明亮但缺乏描述内容的风光。在检查了展览现场的工作进展之后，吴山专、张培力和我在VIU的咖啡厅的室外坐下来，讨论了“浙美”的历史。

　　理解艺术是永远的话题，可是，人们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艺术持久的困惑。我们的谈话显然有一个特殊的语境，从2006年以来，艺术圈的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历史，直到混乱而糟糕的2008年，网上终于开始对那些被认为成功的艺术家展开批评或者咒骂。远离国内喧嚣的“疯人岛”是个好地方，她让我们可以安静地去讨论艺术的问题。

　　中国人大都熟悉“竹林七贤”的故事。吴山专再次提及这个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我并不认为我很熟悉这七个人的所有事迹，而宁可将这个概念看成是一种气质和态度，看成是一个做人的标准，甚至看成是一个脱离喧嚣的氛围。太多的事实让我们感受到，语词之间的交流无法实现任何沟通与共鸣。那些能够沟通和拥有共鸣的人真的需要语词吗?不是，我们知道，他们仅仅需要酒、女人与领悟。西方思想家当然注重“理性”，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领悟”与“体会”是最重要的。时间每分钟都在流逝，除非你在实施善的行为，否则不应该将时间用在不能沟通的人那里。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他人就是地狱”的内涵可以改写，至少可以表述为“他人就是消耗”，否则，那些无意识的声音将销蚀你的能量以及智慧，沟通没有可能性，为什么还要努力去沟通呢?对话没有可能性为什么要去对话呢?时间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谜底：时间本身就是答案。所以，吴山专终于说出来：“其实，关于世界(艺术)，就是三五个人之间的认可、沟通与交流就可以了。准确地讲，我们只在意少数人之间的恐慌或友情。”张培力表示了对批评家使用概念的反感，他几乎不相信语词本身能够构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世界，只有感觉、直觉可以引导批评家对一件作品的认识与理解。

　　王广义、黄专、肖全等人到达“疯人岛”时已下午黄昏。

　　晚上，黄专将山专和培力组织到广义的房间，我的理解是为苌苌提供一次采访的机会。事实也是这样，我谈到了展览的最初想法。近年来我爱上了苏州园林，当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提出希望我能够支持叶放在VIU做一个园林计划时，我原则地答应了。2月底，在VIU院长翁贝托·瓦塔尼(Umberto Vattani)的支持与努力下，一个由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的8位艺术家为主导力量的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特别邀请展(A Collateral Event of 53th Biennnale di Venezia)诞生了。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展览的题目叫“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我想，还是因为历史与园林提示了某种方向。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介绍过苏州与杭州。马可波罗告诉威尼斯人，“地中海”不是世界的中心，新的世界地图需要重新绘制。在以后的东西方交流中，那些“神话”的书写者综合了不同人类的文明。看来应该感谢马可波罗，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我想，我们应该给他回敬一个礼物，去感谢他，呼应他。没有任何一个要素不让我们接近“马可波罗”这个符号和声音，有些离不开，躲不掉。我于2月9日在“疯人岛”11号楼的房间给艺术家们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展览的主题“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一目了然，她涉及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文明与传统，以及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这次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实验机会。鉴于展览的场所与环境具有优雅的时间色彩，所以，展览将同时也是一次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这些描述有些空洞，但是，我显然受到了“疯人岛”环境的感染。

　　王广义是第二个说话的人，他含含糊糊地交代了为什么要使用圆明园这个历史的素材。他说他根本不是为了对历史做出什么评价，不过是提供一个有可能得到多重解释的现场。从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意大利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他说，“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同时圆明园又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的‘犯罪现场’。当然，不仅马可波罗，就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之一朗世宁(F. Giuseppe Castiglione)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希望还原历史的“现场”，让马可波罗的后人理解到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我想，在这个现场里，对历史的感伤、对灾难的反省以及对充满悲剧的时代的缅怀，都成为今天的问题。其实，广义仍然有自己的立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一种民族甚至种族主义的血液，所以，他使用了“侵略”这个概念。我读得出广义的含义，他不高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他几乎是本能地具有一种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

　　张培力是一个不喜欢命题作文的艺术家，他从来是从自己的某种感受出发，感觉与知觉的复杂性导致了一件作品出发点的产生。很多年前，他为一只鸡洗澡，直至这个生命濒临垂危;他摔碎玻璃，再将破裂的玻璃用胶水粘连上，进而再次将玻璃摔碎，不断往复。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在1988年之后要制作那些夹有医用实物的玻璃作品，问问为什么要画出那些没有任何情绪的手套?没有太多反映论的概念能够解释培力的作品，他自己也有关于自己的艺术的陈述，但是，他的文章《为艺术而战》似乎也与自己的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次，培力同样希望避免说明性的含义，可是，谁也不会怀疑，他提供的“塔”成为文明之间相互拷贝与交流的象征。好像是广义接着培力的话，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互为“山寨”的过程，即使是朗世宁设计的圆明园，也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欧洲建筑。真正的经典又何尝不是一种范本的“山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吴山专讲到了柏拉图的“二手水”的故事，从河边一位妇女转手得到的水，将有可能具有什么新的含义?这当然是那位古希腊人智慧的编造，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语词游戏。吴山专的念头是断裂的，从来就没有连起来过，可是，散碎的符号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硬问题”?就像黄专几天前在“梧桐”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被简单的社会学逻辑和道德主义责任干扰，人类艺术完成的仅仅是观念递进的任务。然而，什么观念被认为属于人类的遗产并成为观念史中的一环呢?语词再次构成了阻力，除非我们的权力为某个观念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而这样的问题刚好不属于观念讨论的范围，所以，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共识性的结论仍然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吴山专的作品总是受到一些批评家质疑的原因——一个艺术家的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

　　5月29日

　　今天，王广义去现场完成他的作品。广义将他夹有朗世宁圆明园设计图的12块有机玻璃板安放在10吨建筑废灰上面，他暗示这个地方就是八国联军当时毁掉的圆明园现场，尽管他不断告知自己不打算带有任何倾向，而仅仅是给观众提供思考与联想。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形象，广义始终关注的是一些被称之为“观念”的问题，他寻找人们熟悉的形象，却说这个形象与其本身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他说他拆开了形象原有的逻辑，不过是为作品提供盲点。现在，他将朗世宁的设计图放在那里，告诉意大利人：圆明园可是意大利人的作品，然而今天已经成为废墟。广义没有说他想指责意大利人，可是，他知道八国联军有意大利的军队。广义的作品从来就是这样，他提供人们熟悉的资源，却否认这个资源在自己作品中与原有逻辑的关系。事实上，他想打开任何可能性，他似乎确认，艺术的魅力就存在于可能性的无限衍生。

　　下午，艺术家们的作品都已经在展览空间呈现，瓦塔尼很激动地与我交换了他对艺术家们作品的感想，他对展览作品一一进行了分析，他尤其表达了对岳敏君作品的充分理解。晚上，瓦塔尼请我到LiDo 岛上一家靠海的餐厅共进晚餐。黄昏里，从餐馆可以眺望不远处的“疯人岛”，瓦塔尼说：自然是奇妙的，每一刻都会有变化，我们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不会重复的，这样，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无数不同的美丽图画。

　　5月30日

　　一些涉及现场包装指示系统的工作需要平面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去本岛解决。我们在“疯人岛”已经紧张了四天，终于，有空闲去本岛了。

　　6月1日

　　上午，不到11点，最后的大队伍乘坐水上出租车到达了“疯人岛”，岳敏君、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他们一个个上岸。在安排了住宿之后，艺术家陆续到展厅观看作品的布置效果。

　　6月2日

　　今天，“疯人岛”举行了展览的开幕式。下午，不到8点，奥利瓦(Achill Bonito O1iva)在瓦塔尼的陪同下，与中国艺术家问好。奥利瓦是中国艺术家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批评家和策展人，他在1993年策划的“东方之路”和“开放展” 第一次把中国艺术家带到了威尼斯，带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这一届(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非常重要。尽管展览之后栗宪庭对奥利瓦的选择仍然不满意，但是，没有这个意大利人，我们的确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终究会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世界中去。1993年，王林在《读书》第10期发表了一篇叫做“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的文章，他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仅仅一个不了解中国的意大利人，无论他是谁，都难以有准确的判断，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兴趣，不过是西方的视角和意识形态的策略而已。所以，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在奥利瓦这样的西方人身上。不过，他引用了中方召集人栗宪庭的话：“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适应他们的规则，因为这是西方的展览。”也许那是一个艰难的岁月，警觉者天生有一种提防的心理，紧张中国的艺术史被西方人乱写，紧张自己丧失了“决策”的权力。在2002年，批评家贾方舟还是这样说，“真正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的、并能对它作出深刻阐释的只有中国的批评家。我们不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上。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靠中国的批评家来扶持中国的当代艺术。”不过，到了2009年，那些唠唠叨叨的批评家还没有认真地说出，除了被西方选中的那些艺术家外，哪些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可以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时间可是已经过了十五、六年了，警惕被西方颠覆的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变化，很多批评家至今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的。

　　我一直不是很在意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判断就拿出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与警惕。所以，当瓦塔尼推荐奥利瓦来做意方策展人时，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个老头合作一下，不是很好吗?

　　开幕式是在8点10分开始的。首先是瓦塔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吃力地用英文向在场的嘉宾说明了展览的策划思想，并一一介绍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接着是奥利瓦的即兴发言。他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与他重新构成了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关系，继续着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王广义接着奥利瓦后面发言，他说，“很遗憾，马可波罗没有机会看到今天中国艺术家送给他的礼物，不过，他相信，老马的后裔会接受这些礼物，并转告他们的先人。”在王广义发言后，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张晓刚和叶放代表参展艺术家将大家于4月9日在苏州叶放的家里完成的册页作为礼物赠送给瓦塔尼。最后发言的是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他将九位男艺术家与一位女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比喻为“中国的阴阳”。

　　6月5日

　　黄昏，我们到达Amalfi……

　　在Amalfi的几天里，我们仍然继续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许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经济危机、市场严重疲软、前两年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以及语言暴力的四处蔓延，似乎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时期真的结束了。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被严肃、持久并富于成果的讨论占领时，就被网络中泛滥的烂骂给覆盖了。的确，今天什么是艺术真正的话题?艺术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抑或观看自己的内心世界?冷林、晓刚和我在H. MirAmalfi酒店的露天阳台上讨论这些问题。

　　那天晚上冷林说，现在是需要新的话题和艺术观的时候了。我们经历过了太多的东方西方讨论，经历了很多话题的无休止的讨论。可是，在中国获得了全球影响力和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全球的信息有了自由、轻松的了解的背景下，在经历了30年的开放性实验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究竟该如果进行下去?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多多少少有点像1990年、1991年的情况，惯性的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强行中断，我们该从什么角度、话题重新开始?

　　Amalfi实在是太美了。晚上，我们走进了一家艺术品商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物品的异国趣味、风格与它们的物理呈现，而是在如此偏僻的小镇，我们能够体会和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传统和艺术的尊重。那些经过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和旅游产品是如此地考究，我们在其中看到、感受到、理解到这里的人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爱惜。

　　6月9日

　　上午，我们一行启程前往巴塞尔。这时，我感觉，我的工作才真的结束了。

　　波罗，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我想，我们应该给他回敬一个礼物，去感谢他，呼应他。没有任何一个要素不让我们接近“马可波罗”这个符号和声音，有些离不开，躲不掉。我于2月9日在“疯人岛”11号楼的房间给艺术家们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展览的主题“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一目了然，她涉及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文明与传统，以及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这次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实验机会。鉴于展览的场所与环境具有优雅的时间色彩，所以，展览将同时也是一次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这些描述有些空洞，但是，我显然受到了“疯人岛”环境的感染。

　　王广义是第二个说话的人，他含含糊糊地交代了为什么要使用圆明园这个历史的素材。他说他根本不是为了对历史做出什么评价，不过是提供一个有可能得到多重解释的现场。从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意大利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他说，“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同时圆明园又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的‘犯罪现场’。当然，不仅马可波罗，就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之一朗世宁(F. Giuseppe Castiglione)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希望还原历史的“现场”，让马可波罗的后人理解到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我想，在这个现场里，对历史的感伤、对灾难的反省以及对充满悲剧的时代的缅怀，都成为今天的问题。其实，广义仍然有自己的立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一种民族甚至种族主义的血液，所以，他使用了“侵略”这个概念。我读得出广义的含义，他不高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他几乎是本能地具有一种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

　　张培力是一个不喜欢命题作文的艺术家，他从来是从自己的某种感受出发，感觉与知觉的复杂性导致了一件作品出发点的产生。很多年前，他为一只鸡洗澡，直至这个生命濒临垂危;他摔碎玻璃，再将破裂的玻璃用胶水粘连上，进而再次将玻璃摔碎，不断往复。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在1988年之后要制作那些夹有医用实物的玻璃作品，问问为什么要画出那些没有任何情绪的手套?没有太多反映论的概念能够解释培力的作品，他自己也有关于自己的艺术的陈述，但是，他的文章《为艺术而战》似乎也与自己的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次，培力同样希望避免说明性的含义，可是，谁也不会怀疑，他提供的“塔”成为文明之间相互拷贝与交流的象征。好像是广义接着培力的话，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互为“山寨”的过程，即使是朗世宁设计的圆明园，也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欧洲建筑。真正的经典又何尝不是一种范本的“山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吴山专讲到了柏拉图的“二手水”的故事，从河边一位妇女转手得到的水，将有可能具有什么新的含义?这当然是那位古希腊人智慧的编造，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语词游戏。吴山专的念头是断裂的，从来就没有连起来过，可是，散碎的符号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硬问题”?就像黄专几天前在“梧桐”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被简单的社会学逻辑和道德主义责任干扰，人类艺术完成的仅仅是观念递进的任务。然而，什么观念被认为属于人类的遗产并成为观念史中的一环呢?语词再次构成了阻力，除非我们的权力为某个观念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而这样的问题刚好不属于观念讨论的范围，所以，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共识性的结论仍然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吴山专的作品总是受到一些批评家质疑的原因——一个艺术家的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

　　5月29日

　　今天，王广义去现场完成他的作品。广义将他夹有朗世宁圆明园设计图的12块有机玻璃板安放在10吨建筑废灰上面，他暗示这个地方就是八国联军当时毁掉的圆明园现场，尽管他不断告知自己不打算带有任何倾向，而仅仅是给观众提供思考与联想。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形象，广义始终关注的是一些被称之为“观念”的问题，他寻找人们熟悉的形象，却说这个形象与其本身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他说他拆开了形象原有的逻辑，不过是为作品提供盲点。现在，他将朗世宁的设计图放在那里，告诉意大利人：圆明园可是意大利人的作品，然而今天已经成为废墟。广义没有说他想指责意大利人，可是，他知道八国联军有意大利的军队。广义的作品从来就是这样，他提供人们熟悉的资源，却否认这个资源在自己作品中与原有逻辑的关系。事实上，他想打开任何可能性，他似乎确认，艺术的魅力就存在于可能性的无限衍生。

　　下午，艺术家们的作品都已经在展览空间呈现，瓦塔尼很激动地与我交换了他对艺术家们作品的感想，他对展览作品一一进行了分析，他尤其表达了对岳敏君作品的充分理解。晚上，瓦塔尼请我到LiDo 岛上一家靠海的餐厅共进晚餐。黄昏里，从餐馆可以眺望不远处的“疯人岛”，瓦塔尼说：自然是奇妙的，每一刻都会有变化，我们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不会重复的，这样，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无数不同的美丽图画。

　　5月30日

　　一些涉及现场包装指示系统的工作需要平面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去本岛解决。我们在“疯人岛”已经紧张了四天，终于，有空闲去本岛了。

　　6月1日

　　上午，不到11点，最后的大队伍乘坐水上出租车到达了“疯人岛”，岳敏君、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他们一个个上岸。在安排了住宿之后，艺术家陆续到展厅观看作品的布置效果。

　　6月2日

　　今天，“疯人岛”举行了展览的开幕式。下午，不到8点，奥利瓦(Achill Bonito O1iva)在瓦塔尼的陪同下，与中国艺术家问好。奥利瓦是中国艺术家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批评家和策展人，他在1993年策划的“东方之路”和“开放展” 第一次把中国艺术家带到了威尼斯，带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这一届(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非常重要。尽管展览之后栗宪庭对奥利瓦的选择仍然不满意，但是，没有这个意大利人，我们的确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终究会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世界中去。1993年，王林在《读书》第10期发表了一篇叫做“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的文章，他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仅仅一个不了解中国的意大利人，无论他是谁，都难以有准确的判断，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兴趣，不过是西方的视角和意识形态的策略而已。所以，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在奥利瓦这样的西方人身上。不过，他引用了中方召集人栗宪庭的话：“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适应他们的规则，因为这是西方的展览。”也许那是一个艰难的岁月，警觉者天生有一种提防的心理，紧张中国的艺术史被西方人乱写，紧张自己丧失了“决策”的权力。在2002年，批评家贾方舟还是这样说，“真正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的、并能对它作出深刻阐释的只有中国的批评家。我们不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上。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靠中国的批评家来扶持中国的当代艺术。”不过，到了2009年，那些唠唠叨叨的批评家还没有认真地说出，除了被西方选中的那些艺术家外，哪些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可以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时间可是已经过了十五、六年了，警惕被西方颠覆的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变化，很多批评家至今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的。

　　我一直不是很在意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判断就拿出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与警惕。所以，当瓦塔尼推荐奥利瓦来做意方策展人时，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个老头合作一下，不是很好吗?

　　开幕式是在8点10分开始的。首先是瓦塔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吃力地用英文向在场的嘉宾说明了展览的策划思想，并一一介绍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接着是奥利瓦的即兴发言。他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与他重新构成了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关系，继续着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王广义接着奥利瓦后面发言，他说，“很遗憾，马可波罗没有机会看到今天中国艺术家送给他的礼物，不过，他相信，老马的后裔会接受这些礼物，并转告他们的先人。”在王广义发言后，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张晓刚和叶放代表参展艺术家将大家于4月9日在苏州叶放的家里完成的册页作为礼物赠送给瓦塔尼。最后发言的是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他将九位男艺术家与一位女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比喻为“中国的阴阳”。

　　6月5日

　　黄昏，我们到达Amalfi……

　　在Amalfi的几天里，我们仍然继续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许是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经济危机、市场严重疲软、前两年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以及语言暴力的四处蔓延，似乎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时期真的结束了。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被严肃、持久并富于成果的讨论占领时，就被网络中泛滥的烂骂给覆盖了。的确，今天什么是艺术真正的话题?艺术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抑或观看自己的内心世界?冷林、晓刚和我在H. MirAmalfi酒店的露天阳台上讨论这些问题。

　　那天晚上冷林说，现在是需要新的话题和艺术观的时候了。我们经历过了太多的东方西方讨论，经历了很多话题的无休止的讨论。可是，在中国获得了全球影响力和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全球的信息有了自由、轻松的了解的背景下，在经历了30年的开放性实验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究竟该如果进行下去?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多多少少有点像1990年、1991年的情况，惯性的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强行中断，我们该从什么角度、话题重新开始?

　　Amalfi实在是太美了。晚上，我们走进了一家艺术品商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物品的异国趣味、风格与它们的物理呈现，而是在如此偏僻的小镇，我们能够体会和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传统和艺术的尊重。那些经过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和旅游产品是如此地考究，我们在其中看到、感受到、理解到这里的人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爱惜。

　　6月9日

　　上午，我们一行启程前往巴塞尔。这时，我感觉，我的工作才真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