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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陆蓉之第一次将curator译成策展人，她做梦也想不到，此后20多年，中国的策展人的发展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迅速，展览一场接着一场，策展人作为这其中重要的一环，甚至成为展览中的灵魂人物。有“中国现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和早期的一批策展人创造了“点石成金”的神话，推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天王”和许多天价艺术家。策展行业逐步趋于流行，大大小小的策展人相继活跃在国内乃至国际的舞台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地下艺术”到全球资本追捧艺术市场的今天，中国当代策展人的学术推动力量和市场推广作用确实不可忽视。面对老一辈策展人所创造的神话，青年策展人同样要面对艺术与市场的博弈。尽管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渐渐的在国内和国际重要的展览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仍然面临很多困境与问题，包括：经费的筹集，展览场地的落实，艺术家作品与方案的调整，各位艺术家作品摆放的协调，展览的整体布置，画册的编辑，宣传的推广，与画廊和经纪人的沟通，甚至与布展工人、运输、保险公司的纠缠等等。本次雅昌艺术网聚焦于青年策展人的生存状况、策展环境，通过调查和采访活跃在国内许多展览中的青年策展人生态，来还原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案例一：青年策展人之美术馆专职策展

　　文艺青年爱合作爱思考

　　没有策展人，当代艺术就缺少自我展现的舞台和走向世界的渠道。在中国尤其如此。随着这种气氛的升温，提到策展人，人们不自觉会想到策展人就是艺术明星的幕后推手。面对当下混乱的当代艺术，鱼目混杂的艺术策展人，火热的青年艺术市场，青年策展人如何与老一辈策展人创建的话语权抗衡，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呢?

　　尤伦斯首席策展人Colin Chennery(秦思源)，一个练过中国武术，玩过实验乐队，当过大英图书馆的研究员，还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主任，现在做当代艺术，从事视觉艺术的创作，多年游离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青年策展人，曾经开玩笑说这些身份让他游离多年后觉得自己是“最不靠谱的策展人”。然而，这个年轻的、“最不靠谱的策展人”曾任“2009上海当代博览会”的总监，还策划过多次在英国和中国的重要展览。作为尤伦斯(UCCA)首席策展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经历的确非常特殊，但是他代表了青年策展人中美术馆专职的一类。

　　作为摇滚青年曾任“穴位”乐队主唱时期的秦思源(右一)

　　“做为总监策划的时候不是说我的想法有多高明，我可能有些资源和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我作为总监不是一个人出想法，而是我要把一个团队做起来，这个东西需要我们一起去切磋，去调整，去思考，尤其是大家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艺术界需要在一起做事情，而不是个体做事情，个体做事情是不够的。面对苦难的时候，是最需要想法的时候，没有想法可能就不能熬下去了。在这种大型展览的时候，想法不是只靠自己使劲，自己有一些资源能够使劲成功的，一定要和很多不同的人合作，合作也是大型展览的主题。”这个早年玩过实验乐队的青年策展人谦虚的表达了自己虽然“个性”，但是喜欢“合作”。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一个混血的文艺青年策展人，却很难得且真诚地坦言自己喜欢合作。

　　这样一个青年策展人，之前也没有多少大型展览经验的秦思源为什么会被选为这个展会的总监呢?在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的采访时候，秦思源这样回答：“我不能百分之百说具体为什么他们每一个环节上选择和我合作，我只知道我的身份上有双重的特点吧，我有中国生活的经历，也有英国生活的经历。除了生活上，我在艺术界里面也有同样的双重身份，虽然我现在主要在中国做策展，但是我大部分的活动是和国外的艺术家、策展人、机构合作出来的。所以这方面的资源比较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些经验让我学会合作。而这种大型的博览会像一个桥梁，我也许很适合做这个桥梁的枢纽去联合、去合作。”

　　图为青年策展人秦思源

　　但是合作也是分场合的，秦思源很清楚“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文艺青年”虽然游离了很久，用他自己的话说“的确走了很多弯路”，现在的他热爱并且很享受策展人的工作。在和雅昌艺术网的记者交流关于对策展人的认识的时候，他觉得策展人对他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做展览，像讲故事一样，如果故事有意思，那么就会有人愿意听，就能进入这个情境。所以除了合作之外，他也很关注自己怎么去构建一个展览的核心故事，去思考主题性的问题，怎样抓住观众，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展览状态。尤其是作为UCCA的策展人时候，他作为美术馆的策展人，更能体会到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专业性。

　　秦思源就是这样一个“文艺青年”策展人。在面对困境和机遇的时候都表现的泰然自若，轻松优雅。“我做展览不见得选择一个有名的艺术家，或者去做一个很壮观的展览，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在面对当下瞬息万变的当代艺术的环境下，他一直保持一种清醒而乌托邦式的思考状态：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真正适合每一个展览的展览。

　　案例二：青年策展人之业余策展

　　学院派史论男爱学术爱发问

　　在中国的策展人有几种：一，在美术馆专职的展览策划人。二，业余策展人。可能是美术杂志的编辑、美院的学者或是艺术家兼作策展。三，把策划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人。从“墙外开花墙内香”的上世纪90年代到全球资本追捧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的学术推动力量和市场推广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充分市场化的今天，策展人的策划活动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应有的学术针对性已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青年策展人，面对如何在商业与学术、消费与文化、商品与艺术品的矛盾关系过程中，避免商业主义对艺术活动的粗暴干涉，保持中国当代艺术最基本的学术针对性，已经成为策展人工作中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研究历史，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杭春晓说道。这位自称策展是自己副业的史论宅男作为青年策展人和批评家在当代艺术里的活跃度也是极其高的。“它是个副业，我做的展览不多，平均每年一到两个。”虽然他说是副业，近期可是一片繁忙。六月“观与辞——那危个展”、七月“非媒介——张羽、梁铨作品展”和备受关注的大型群展“概念超越——2012新工笔文献展”。 “七月的两个展览是客观原因才连在一起的，感觉上好像很密集，但实际上今年也就这些展览。”杭春晓解释道。对于很多青年策展人来说，都急于做很多展览，急功近利，想迅速成为著名策展人。然而这位史论宅男确不紧不慢的，至于为什么要策展?杭春晓给出了个很自我的答案。他认为适当地做一些跟当下发生关联的工作，是为了激活他重新看历史的态度，激活他个人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当下的思考方式，最终诉求还是会回到历史研究。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策划展览之时，他不太在乎展览会产生怎样的价值判断，只在意展览是否能说出他想说的东西。史论学者的身份带给杭春晓一种严谨，是要表达，但要准确地表达。眼下他正忙着修改几年前就着手进行的预期年内出版的书籍——《渐进式文化改良》。他形容自己是宅男，经常可以数日不迈出家门一步，看书、写作;谈及即将要进行的研究课题，对中国绘画史的兴趣点已经排满了他未来两年的日程。

图为：杭春晓、刘礼宾、何桂彦

　　“我更多的角色还是一个老师，因为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教学的体系当中，我平常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教学。所以我的策展可能不会考虑到很多商业上的运营，也不会考虑到一个机构每年的展览计划和系统。可能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我喜欢的研究性的课题，我可以通过展览来呈现。对于70后这一批活跃的十多位青年策展人来说，也不一定年龄相仿，思路就一样，它是有很多各种外力和因素决定他不一样。”游离于川美和央美的学院派青年策展人何桂彦在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采访时坦言道。“我在策展时更注重学术性、学理性、建设性。”除此之外，他还说“国内年轻策展人还是形成了一个群体，至少形成了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群体差不多也有十几位青年策展人。青年策展人从职业来讲，有很多类型，有体制内的，有体制外的，有艺术机构的，有在大学的，也有在商业性的机构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大部分都有学院化的背景，都有正规学习美术史的经历。这是一个特点。”

　　何桂彦说其实真正想要达到学术性、学理性、建设性这几个目标看似简单，实际很难。要达到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策展人的展览一定是在一个艺术史的框架中提出问题，策展人是带有问题意识地去做。商业性的策展人，只是为了赢取更多的利益。这也许会让他去选择迎合社会走势的艺术家，留心艺术的样式，这就会影响他去选择一些具有前瞻性、实验性的展览，这就是学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但是他还是特别强调，青年策展人要是想真正获得话语权，根本还是他的学术。

　　同样注重学术性的央美博士刘礼宾，更加注重青年策展人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策展人必须要有问题意识。面对青年策展人的困境问题，很多人抱怨资金和外部条件，然而刘礼宾斩钉截铁地说到：“当然问题是很多，策展行业的体制问题，赞助的完善问题，但是我觉得策展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提不出问题。”

　“青年策展人，如果说因为空间的原因，因为金钱的原因，因为市场的原因，能去放弃自己想法的话，那他本来就不是太执着的。”刘礼宾说因为自己每年会策划差不多两个展览，一个大型的，一个稍微小型的。大型的都是和美术馆或者学院合作，不用去考虑钱的问题，有专项的资金和机构会去支持，小型的展览也会由画廊主要来联系。自己一介书生，作为一个想推出新问题的青年策展人，其实不用在乎太多的利益和权力。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的是问题意识和时刻保持的敏感度。

　　年轻的学院派史论宅男虽然在做业余策展，但是他们秉持的专业精神和学术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表示，青年策展人需要做的东西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现在虽然刚刚开始，展览在时效性上似乎不能长久存在，也许昙花一现，他们更愿意让自己做的东西存在历史中，甚至是艺术史的时空中进行梳理，留下一个永久性的历史坐标。

　　案例三：青年策展人之独立策展

　　独立策展人爱未来爱折腾

　　在国外，“独立策展人” “independent curator”的独立有三重涵义：一，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组织，二，能以前沿、独立的问题意识策划展览的人，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三，策展人是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性”，是能独立于商业之外，保持态度的中立。在国内，常常的说法就是独立策展人难独立，或者说独立策展人生存危机严重。然而面对这种情况，青年策展人付晓东在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的采访时，始终呈现给我们充满热情、好奇和积极向上的一个独立策展人的态度，充分展示了一个勇敢的青年策展人对未来的无限相信和探索的状态。

　　付晓东在鲁美的时候就策划了人生中第一个展览，那个时候学校也没有策展人的专业，她自己也不是很明晰，按她的话说策展人就是有自己的理论探索。她自己的专业是国画，但是由于对当代艺术特别感兴趣，在学校做杂志，当老师，后来也给台湾媒体做新闻，接触了大量的艺术家和信息。慢慢的走上了策展人的道路。

　　付晓东

　　有时候策展人和画廊主或者别的身份重叠的时候就很难单纯地做一件事，然而付晓东从空间站的建立到现在，都很执着地坚持选择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艺术家来合作，来策展。“空间站的费用基本都是我自己来出，我们不拉赞助，空间站几乎是一个“自给型”的地方。我们完全是一直保持自己的兴趣，这之前我们策划过很多展览，有的是你们看到的，有的流产了，失败了。但是我们一直不想改变或者去迎合什么。就是做展览。”付晓东在和雅昌艺术网记者访谈时说道。

　　作为青年策展人，大家都对当代艺术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策展理念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为了迅速的搏出位，选择了附和当代艺术的主流脉络。对于付晓东而言，她觉得当代艺术是瞬息万变的，她随时都在保持一种青年策展人特有的活力和激情去探索。这种当代的瞬息万变包括艺术家的创意，当代艺术生态以及我们不断地和外界的关系，包括整个社会的环境。作为策展人，付晓东也是一个在当代艺术环境里边生存的一个个体，她所感知到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环境，以及她对理论的吸纳等等，让她我会不断地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某种角度上她更多的是的一个开拓性的策展人。“比如现在我们做“第八日”艺术家访问科学家实验室的项目，我们会更多的向前面试探，什么是我们没干过的事或者什么是艺术的边界，什么是展览的边界，什么是当代艺术新的可能性，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付晓东说。

　　“我觉得老一辈策展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们所建立的知识体系，他们所缔造出的神话。我们青年策展人和老一辈策展人也许相比较很新，但是作为我自己，过几年我还是会不断把自己做过的东西拿出来看一下，未来也许在某个点上这个话题还是可以重新思考和延伸的。肯定还会拓展新的话题，或者说你会挑战新的可能性，跟艺术家一样，不断地在生长，在探索，然后再吸引新的元素。现在我们做艺术和科学，等于说我们会感兴趣这种用科学的方法论或者是系统来呈现的世界形象，比如说来自科学世界的观看方式。年轻让我们可能去尝试很多，去不断打破界限，去努力。我喜欢去探索和不断发现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错的空间，可以错很多次，错99次，但是只要有一次是一个新的可能性，我们就觉得这个事特别好。”付晓东说。

　　付晓东似乎特别有青年策展人的活力，还有独立策展人的精神。在原则上付晓东觉得一个好的策展：一定要有自己的新的理念的提出。这实际上也包括他对艺术史的贡献，因为艺术史梳理的工作肯定很多艺术家会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当代的生产型的、实践型的策展人，就需要不断地保持边缘状态或者说前沿状态。“对于我来讲，我更愿意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价值或者说不断地保持具有探索性，前沿性或者说敏感性，新的可能性的东西。因为我也年轻，可能是处在这个状态，也许到老了还会做历史性的东西，目前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些。”

　　这些青年策展人无论是供职于美术馆专职策展、业余策展、还是独立策展人，都显示出自己与老一辈策展人十分不同的面貌。看起来他们似乎还没有推出像“当代艺术F4”的天价艺术家神话，但是他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与艺术家、画廊、机构、艺术市场和老一代的话语权做抗衡。全球越来越多的双年展、艺博会似乎给青年策展人越来越多的机会，同样由于行业的不标准，身份的多重性，展览无限制的增长，在线艺术品交易的流行和普遍，青年策展人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青年策展人显得更加任重而道远，这也许也是青年策展人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主要原因吧。但是，大多数的青年策展人都表示出无限的信心和憧憬：游戏才刚刚开始，未来青年策展人会做的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