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心态趋于平和。在模仿和照搬的初期，完全按照西方标准来营造中国当代艺术。从当代艺术发展之初到今天，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从起初的要不要当代艺术逐渐演变成当代艺术是什么、市场与艺术、艺术与市场的争论。

　　中国市场经济的活跃，资本的注入，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发展。前几年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爆究竟是虚高的泡沫，还是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还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去定论。2010年，大量国际双年展的举办以及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能否直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甚至世界当代艺术市场，目前还不能作出判断。

　　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首先能够肯定的是，它的发展正在书写与记录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

　　近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有两个阶段显得极为重要，其一是1990—1999年，这个十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努力塑造与定型的十年，也是当代艺术开始大发展的十年。另一个是2000—2009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艺术接轨并与资本联合的十年，中国当代艺术那些叛逆与先锋精神比起上世纪有所消弱。

　　社会环境和条件对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结构的发展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个线索上可以推导出：处在激烈转型变化的社会，将更多地暗示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未来”时间指向并不模糊，甚至处于很清晰的状态。实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价值，还要靠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将视角放得更开阔，而不是锁定在眼前的市场与资本，然后，一起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生长的空间。

　　这个以技术为基本依仗和文化越来越跨界的信息社会，当代艺术的穿透能力将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具颠覆性。当代艺术的未来价值将注定越来越明显，这也有待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跨越现阶段的种种局限，去开拓中国当代艺术的更新更广阔的空间。

　　如何在西方化了的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地创造出体现我们泱泱大国的“东方精神”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某些西方人士断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的未来性评价，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他们的依据是中国不会输出“观念”。不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观念是引导实践的纲要，如果自身不能产生观念和思想，那么，诚如国内有些批评家所比喻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只是“春卷”，或者只能是“来料加工”这种尴尬的情况就将不断地延续下去，而这样的延续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事实上处于配角的地位。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无法输出“观念”这一论调，言下之意则是中国不能在认知的创新上有所作为。说到底，“观念”是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保证，惟有获得“观念”的独创，才能成为领引潮流的旗手。

　　正如本书中多次强调的，中国当代艺术以往对西方“模版”的遵从，主要来自于观念的滞后。中国哲学中的“知难行易”是一副良药，它告诉我们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真实准确的关系。实际上，就艺术实践的经验来看，制作上的难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本书前面分析的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其实已经具备了很深的艺术制作的本事，但为什么他们占据不了国际艺术领域的制高点呢?问题是一目了然的。

　　如何产生我们自己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能够深刻地影响到他国的艺术家和研究者?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任何地域的、局部的、有着特殊文化类型色彩的文化，都必须置于国际潮流的前沿，才能够产生必要的影响力和穿透力。“东方精神”的传统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何激活她更长久的生命力，就遇到了众多学者提及的“现代化转化”的问题。这并非我们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非西方地区的共性。这一点，日本学者、阿拉伯学者、非洲学者的论述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幕克便指出过，非西方地区的作家更渴望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而非本土读者的青睐。帕幕克的说法充分印证了目前西方的强势地位。

　　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从时间上、空间上、广度上、深度上都不能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是哪一个层次上、哪一个范围内能够单一、完整解决的问题。多元文化长期共存，相互渗透和融合，在渗透与融合的过程中互相认同与互为补充，这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坐标。在涉及多元文化方面，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话题不可能一成不变，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当代艺术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有动力和实力置身于这个潮流的前沿。这不是预言，而是实践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