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科

　　如果谁将阅读认定成是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这注定着他已经迷恋上了阅读后的种种快感，它们在每次试图理解的阵痛过后都能将“阅读者”带入到一种永恒的状态之中，充盈着无限解答与自我追问的循环世界，周而复始。无论是视觉阅读还是听觉阅读抑或是从小到大的书本、教材“灌溉”，都不能否认“阅读”是最忠实的老师，它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生理上的需求，冷了热了，可以随时变身成棉被或凉席。艺术家的“阅读”亦是如此，在各种交织的阅读中(图像、文本、声音)不断创作出自己的语言，再创造出可供阅读的新范本。

　　在张慧新近创作的绘画作品中，直接的文本“阅读”所带来的影响被剥离开情景干扰的单独物象所替换，“空洞”的背景让观看的焦点集中在那些悬浮的人或物体上，但在失去表面化的叙事线索之后，观众头脑中的疑问却只能通过作品标题的简单提示来完成自我“解读”中存在的、种种可能的排序方式---当对于画面中“空地”的解读欲望化作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时，一块被放大的隐秘碎屑都可能成为确认整个空间意义的形式轴心，而从平淡的生活影像中窃取出的突兀形象也会因此而变成可以被反复“阅读”的范本。如在背对着观众的《围观》中，消防员或普通人的衣着区别并未将画中人物的身份特征凸显为作品表达的全部，却让“围观”的姿态成为疑虑的核心所在。张慧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性”怪诞描述成超越具体事件的形象“凝视”和“阅读”。对于他来说，作品中的“阅读”并不仅限于对于文本意义的具体联想，抽身而出的形象却是曾经文本阅读的累积和物化。

　　学习舞台美术出身的张慧，其早年的艺术实践主要集中在对于装置和行为艺术的探索上。而舞台设计的经验和戏剧本身缜密的逻辑关系对他的深刻影响，也让张慧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更容易被“阅读”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在媒介中的拓展---行为、摄影、录像和装置等多样化的实践---之后又以多人合作的方式(艺术小组)完善着个体精神与群体实验间的能量平衡。而对于日常物品的“阅读”方式在深入的触觉和质感体验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以平面表达作为基础的绘画之中。从戏剧性的情节表达---在2009年于长征空间举办的个展《二十一层半》中，结合装置的形式而体现出的视觉张力、从绘画的表象与排序间渗透出的戏剧性倾向等，都将观众的“阅读”欲望引向了梦游般的变形现实之中。

　　张慧在绘画中对于那些日常物体的固执关注，已将其原有的价值在抽丝剥茧的隐喻中，放大成关于陌生境遇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就像那些被冠以《救生圈》之名的圆形座椅形象，或许只是源于艺术家某次驻足街边时的无聊观看。但当这些日常的形象记忆在略过短暂的视觉残像之后，被剥离掉实用性参照的突兀孤单---没有周边环境的铺陈，没有坐卧行走人群的介入---却将它们确凿无疑地固定在“虚空”的背景之前，并形成一种对于“物象”本身的专注“阅读”。

　　在《树》和《霓虹灯》等系列作品中，“阅读”的网络并未中断在对于不同表象的塑造上。被塑料外衣所包裹的低矮植物在脱离开现实中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时，成为了精神空地上的唯一标志，像是对于某种实在“物质”的确认，却又在不同尺幅和视角的观看中模糊了对于原始形象的认同之感;而与树不同，那些被平铺在画布上的“霓虹灯”，或是弯曲地像一根漫无目的的线条，或者纵横交错地填满了所有视觉的缝隙，这种阻断了空间想象的强势形态也在与文字标题的比对中增强了绘画本身的可阅读性。一如张慧在《浮雕》中用石膏的形象来假设的“听觉”环境，在文本与形象的真空间，在尽量摒除掉具有迷惑性效果的表现方式之后，将眼前的可辨识之物置入到阅读的情境之中。

　　而当观众在展厅中以“阅读”的心态去面对张慧的智性观看时，空地的形象“缺陷”就像展场本源的“空虚”一样，并不需要

　　用理智中惯常的关系构架来进行修补，从形象回馈给标题的疑问，在张慧所给出的文本答案中却常常变成一个与形象几乎完全无关的词汇。就像那些被“晴转多云”的文本所覆盖的孤单形体，我们辨认不清停留在它们表面的明暗反差，究竟是源于光影的变化所造成的幻觉?还是被物体自身的质感所凝固的“真实”?只留下一个统一的称谓在似是而非地引导着“被阅读”的“阅读”过程。

　　Q：在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中，阅读占据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空间，从被动的阅读到主动的阅读，您认为这两种阅读方式是否对您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呢?

　　A：因为小时候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模式都差不多，所以阅读的范围相对比较固定。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上大学之后，当时正值“新文学”热潮，市面上各种书籍和文学杂志的种类也空前繁荣，在这种环境中我的阅读范围也变得更广了。

　　另外，我是在戏剧学院读的大学，所以读剧本也成为我阅读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而剧本的阅读与小说等文学形式是完全不同，它要靠对话来将情节、情境和人物的心理状态等表现出来的，这种阅读体验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Q：在您的阅读过程中，有哪些书和作者对您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A：早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是卡夫卡。在上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枕边书一直是卡夫卡，因为相对当时的主流文学作品来看，他的文字显得很“怪异”。我很想多了解并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就一本接一本地看他的书。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两位剧作家，即布莱希特和契科夫。因为从读大学到读研究生、再到留校任教，我一直在研究戏剧和从事戏剧的教学工作。其间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契科夫和布莱希特的作品，但每次阅读后的感觉都不一样。

　　Q：您习惯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阅读?您是否会给自己的阅读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呢?

　　A：上世纪80年代是读书的热潮时期，在那个时代人人都在读书，好像没有读过尼采、萨特等人的著作就没有办法跟别人顺畅地交流，当时的我会强迫自己去阅读一些比较“流行”的思想和文学著作等，就像上课一样。

　　Q：作为一位视觉艺术家您认为文本的阅读会对您的视觉呈现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A：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文本的阅读，二是视觉的阅读。文本的阅读很好理解，而视觉的阅读则涵盖了更多的层面。其中既包括对于视觉作品的阅读，也包括对于现实生活的阅读。它们直观地呈献给头脑用来思考的材料，而之前的文本阅读则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判断。对于视觉艺术家来说，这两种阅读方式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在视觉呈现的每一个细节中，都会有判断在发生作用;而具体文本对我的影响可能不会单独体现在某件作品中，作为一种总括的感觉，过去阅读的累积会综合地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