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统一存在。在生物意义上，DNA是构成人类遗传结构并且保证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要素;而在社会意义上，扮演同样角色的则是文化，其内在的要求是“传承有序”;没有传承，则无所谓文化，自然也就无所谓人之为人，是谓“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着落在其不同的载体之上——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人其实也是文化的载体之一种——譬如民俗、诗礼、语言等等，而书画文物则基本上是这所有载体中最显明、最重要也是最高级的一种形态，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定世代、一定时期、一定族群、一定流派、一定国别、一定地域、一定个人的文化水平、修养的工具性外化和物质性凝结。因此，在此种意义上，收藏书画文物等同於传承既有文化这一命题便是天然成立的;而收藏文化与传承文化也就自然天然地着落於收藏家这一群体之上。

　　顾名思义，既为“传承”，自然有“传”有“承”。无论是婆媳、母女间代际相传的一只极为普通的玉镯，还是镌上“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的商彝周鼎，无论是“清庙之遗”、“武库之选”，还是凝结了一时期一人群最高智慧的书画作品，人们总习惯将自己对後世子孙的某些无形的期冀，均投射於“传”这一具体的行为之上，并赋予所“传”之物以他物无法取代的精神价值。而“承”的一面则基於同样的情感，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这一基因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传”与“承”从来都不可能是对等而存在的，这其实也是中国漫长的收藏史上能彪炳的大收藏家屈指可数的重要原因。这种内在的情感，这种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成一民族区别於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在时间轴上，“传”是向後的，而“承”则是向前的。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范围内，传与承本身就是同一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无“传”，无所谓“承”;无“承”，亦无所谓“传”;“传”是基於“承”的“传”，而“承”则是前提於“传”的“承”。我们姑且不去关照绵延数千年的收藏史，不去关照那些今日能历数的史上声名卓着的收藏家，也不去关照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画之作，即便是社会中最普通一员，其本身亦无法不兼具“传”与“承”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同样，即便是最普通的一件书画作品，其本身亦必被兼具“传”与“承”之用——此所谓文化。

　　“传”“承”之要，在乎其人，书画尤然。贾秋壑、严分宜贵为权相，项子京、安仪周富比陶朱，颇嗜收藏，且所蓄均为上上之选，可惜贵“承”而贱“传”，以致薪火不继;至於宋内府、元都省、明礼部、清内廷等，亦重“承”而轻“传”，以致名迹多湮;而至美国大都会、法国卢浮宫、日本有邻馆等，“传”“承”并举，故享誉最着、被泽最广。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日的收藏家仍局於“承”而忽於“传”，於中国文化之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之延续显非幸事。

　　洞见及此，保利博物馆及保利拍卖联合推出了本次“传承——名家递藏中国书画展”，并得到了全球矢志於此的收藏家、收藏机构的热烈响应，短短月余时间里送件多至数百件。经过仔细甄别和审查，我们遴选出百余件，其中许多堪为国宝级作品、博物馆级作品。如古代部分之《唐人写经》长卷、五代梅行思《花鸟卷》、南宋佚名《百牛图卷》、南宋俞珙《黄鹤楼图》、元王振鹏《江山胜览图卷》、元唐棣《风微笛远》、明沈周《思萱图卷》、《佳果图卷》、明陆治《塔影金沙》卷、黄道周《草书七律诗轴》、清八大山人《荷花水禽》、石涛《山水四开册》、王翚《虞山山水卷》、乾隆御笔《水仙图册》、沈源《灯市行图》、皕宋楼藏《晚清名人书札册》等，足称麟角;近现代部分之齐白石《祖国颂》、《高冠》、黄宾虹《晴峦暖翠》、徐悲鸿《雄鸡一声天下白》、《黄岳风雨》、潘天寿《欲雪》、傅抱石《飞泉图》、《听瀑图》、李可染巨幅《雄关漫道·残阳如血》、《井冈山主峰图》、陆俨少巨幅历史题材画作《女真人生活》、关山月《芭蕉雀鸣》，亦堪凤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