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林东鹏

　　雅昌艺术网 (陆晓凡) 正如诗人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所写：“艺术家的功能十分明确：他必须造一间工作室，在那里一片一片地修补他面对的世界。”说到香港的艺术家工作室聚集区，火炭是不能不说的一个地方。而有一个人，见证着这个地方的成长与发展。他十一年艺术家生涯，共搬过5次工作室，连他自己都笑自己是“工作室迁徙之王”。他就是香港年轻艺术家林东鹏。最近，林东鹏又新搬了他的工作室。每次搬工作室都会让林东鹏觉得崩溃，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艺术家一搬再搬?工作室对于林东鹏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可以从林东鹏的工作室迁徙史中，一窥火炭艺术家工作室的演变。

　　伦敦的“寄居”工作室

林东鹏工作室内景

　　创作空间是艺术家事业的开始。林东鹏的第一个工作室是在2001年时与七名香港中文大学同学在华联工业中心如“板件房”般的“318工作室”。这被他视为其艺术生命的起源。但是巫鸿在撰写《张洹工作室》时写到，所谓的艺术家工作室，更重要的是，是还原艺术家的工作状态及日常状态。而最能表现林东鹏这一状态的，莫过于其在伦敦时期的工作室了。

　　在2004年9月在伦敦硕士毕业后，由于对于现实有种不甘之感，于是他要再留在伦敦一年，但是由于付不起独立的房间租金，因此他在其朋友郭瑛位于东伦敦Bethanl Green的家中大厅留宿，这成了他在伦敦的工作室了。他把毕业展上被学生用完即弃的木材捡回来，做了一张上面能睡觉，下面是工作台的简易床架，而且由于大厅是公众地方，他又围了一块布作为遮盖。可惜床做得十分不稳固，没几天，他就只能铺了一张床褥睡在地上了。

　　由于林东鹏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木板作为创作题材，因此他只能在阳台里锯木。在他记忆中，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因为在阳台锯木做作品时，手都僵硬了。因此也影响其创作，他曾有几个月只创作了两件作品。

　　没有独立工作室，除了带来创作上的困难外，还影响了艺术家的与画廊合作。林东鹏还记得，原本在他硕士毕业展时，有一间已在伦敦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画廊负责人曾向他抛过橄榄枝。因此他提出要去林东鹏的工作室参观一下他的作品。林东鹏告诉他，其之前的作品都暂放在学校里，而现在于朋友家中寄宿中。而这个负责人在看到他的回复再也没有来看他的意欲。而且没有工作室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不能对作品进行保存。刚上文提到的林东鹏寄存在学校的作品，在他第三次回香港时，大部分都不见了。这件“惨案”让林东鹏遗憾了许久。这也成为了未来他对艺术家工作室这一问题的关注。

　　“四楼五仔”的伙炭时代

工作室内景

　　“伙炭”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开始的。当时2003年年底，香港艺术馆联系火炭的艺术家们，商议工作室开放作为当年香港艺术双年展的配套活动。当时的展览被取名为“伙炭”，意为一群在火炭聚集的人。但是回顾一下历史，火炭的开始本来就是结伴而来。

　　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内失火。众多学生需要挤在一个细小的空间中创作。出于对空间的需要，也为将来本科毕业后能持续创作铺设条件，因此林东鹏便与其余七个同学四出找寻工厂作为工作室之用。当时火炭与荃湾的厂房租金都较为便宜。最后他们选择了火炭的华联工业中心，原因是因为其临近中大的图书馆，虽然是距离火车站最远的，但是它的租金却是最便宜的：B座三楼十八室，租金3800元港元，水电全包。而且层高够高，有空间感，加上有大型货用升降机，适合创作及搬运之用。每人摊分仅600元港币一个月，在那个艺术家起步阶段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持作用。同时也让许多跟他一样的年轻学子看到了希望。

　　在同年，318工作室作了第一次的工作室开放，当时李杰也在吕振光老师位于火炭的工作室举行其首个个展。加上318工作室的同学常回中大宣传，吕振光老师又购入两个火炭的单位。还有来自香港艺术学院的关晃先生的加入，带动了一班香港艺术学院的学生加入，使得“火炭”开始成为香港本土艺术圈的热词。而在2002年开始，318工作室的学生渐渐分化成了两批，其中卢家彦、马智恒、白双全、邓绍南以及林东鹏他们“豪气”地租下了二楼，接近1500平方尺的空间成立“二楼五仔”工作室。

　　林东鹏想起这个时期感觉尤为感动，因为在工厦里面的大家在这个时候，都无分彼此，互相帮助。他说，当时他们一起打火锅，旁边肠粉厂的阿姨下班看到，回厂里拿了一包肠粉给他们打火锅吃，还说“你们坚持做艺术家不容易啊，我帮帮忙啦!”除了是外界主动帮助之外，“伙炭”的艺术家们也在讨论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壮大火炭。在2003年组织开放日的时候，“二楼五仔”在讨论火炭未来方向时，都希望能吸引不同类型的人前来合作，不论平面、音乐或表演艺术的创作，设计、行政或策展等人员，都能在此项目上各取所需。

　　而且他们发现，作为香港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现象，没有文字记录将是往后研究本土艺术发展的一个灾难。基于这点，梁宝山小姐开始参与加入对火炭艺术区的研究当中。她指出，随着西九艺术区的发展，使得香港产生了包括：文化艺术的消闲化，成为消费选项;城市的消费空间有增无减，相反，生产空间却有减无增。两者均不是无关痛痒的蝴蝶效应，而是后现代城市文化和全面都市化的全球现象。而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为香港带来的更多是满足一种对艺术家生活的想象。

　　她发现这个从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首先在2006年的U Magazine中题为“五仔的二楼滋味”一文。杂志受瓶装水赞助商举行抽奖，得奖者可获到指定食店消费。杂志于是请来 “二楼五仔”工作室成员到其中一间指定食店吃饭。双页对开，一边是五位艺术家的大头相，另一边的小图则是食物近镜及餐店装潢。约一千字的文字介绍，艺术工作室与食店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在消费杂志里只为一句“人多就会特别肚饿”而变成相提并论。

　　另一则是2009年6月的老牌城市杂志《号外》“艺村”专辑中的“伙炭人眼中的火炭”，以内幕故事(insider-story)的口吻作为修辞，然而文章却以艺术家的生活品味引起话题：

　　“从Homan 和东鹏的studio走不过五分钟的路就来到了Sarah位于工厂大厦顶楼的studio。我们几个人坐在那个小小的茶几前，好逼又‘懒’好feel咁，一边喝着Sarah刚从冰箱里拿出的rosa，一边开始听这一代伙炭人关于火炭禾关于艺术的故事。”

　　而且“伙炭”在外间看来，是一个很有组织的组合，但其实它是一个每年工作室开放各单位才集合起来，部分单位还要负责开放工作室的行政工作，加上本来的创作及兼职/全职工作，经营难度非常高。因此火炭工作室开放日也在这样的原因中日渐淡静了下来。这不仅是火炭艺术家工作室的死结，也是香港本土艺术发展的死结之一。

　　从伙炭到火炭

　　而在这个时刻，火炭中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了各自的发展。今年代表香港出战威尼斯双年展的李杰先是谢绝开放自己的工作室，继而将工作室在今年搬到了台北;白双全也从火炭撤离，回到家中进行创作;周俊辉因为购下自己现在工作室，所以才能在火炭继续坚持留守;而林东鹏的“伙炭”岁月在2008年有所改变，在那一年，他才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个人的工作室。

　　林东鹏说，没有了工作室，对于艺术家最大的影响就是不能做一些尺幅比较大的创作。这也是他与白双全讨论的一个结果。像是白双全他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是影像及观念类作品，所以他能回到家中进行创作，但是像林东鹏这样做架上绘画的艺术家，如果在家中创作也有一定不便，而且有了在伦敦的经验，林东鹏也不愿再重蹈覆辙。不过即使有了工作室，做大型作品时依旧有点力不从心，像是今年年初他曾在香港艺术中心展出一件木板画作品，宽度达两米多，在绘制这件作品时，林东鹏只能先在一块板上画一部分，然后再搬出另一块接着画。最后他还是在香港艺术中心帮忙下，租借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才能完成这件作品。

　　除了对作品的尺幅会有影响外，对于存储作品也有一定影响。在香港，艺术家能拥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不仅是对独立的创作空间的向往，同时也是对保存自己作品一个较为优良的方式。周俊辉曾经告诉雅昌艺术网，为了节省自己存储的空间，有些艺术家甚至会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一些机构举办的活动，然后借机不把自己的作品拿回来，他们会觉得这样好像比留在自己身边更好。但是林东鹏觉得，这样对自己日后作品的展出没有好处。而且能够自己收藏自己的作品，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好的归宿。

　　林东鹏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从火炭到伙炭》，文中也曾为读者展开了那个“伙炭”时代的点点滴滴。但是现在，旧伙伴的离开，加上租金的压力，让更多的人离开火炭。但是林东鹏依旧想要留在火炭。虽然每天早上8点半从火炭火车站进入工业区的人流犹如军队;虽然每天都要跟当地的工人一起“上班”，虽然要与一些小成本经营的士多点、快餐店甚至国际化工厂为邻，但是，林东鹏觉得，在香港这么一个大众与艺术存在差距的地方，如何让艺术家跟社区建立邻居关系，如何用身体力行的感染力改变公众对艺术的态度是一个关键。

　　他说现在他的房东是一个香港普通的师奶，这些师奶虽然每天看似无所事事：每天看看电视剧，跟街坊邻居喝茶聊八卦，做做家务。但实际上这些人手中却买下了不少火炭工业区的单位。这些人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但是会把这些空间租给艺术家，间接地支持了香港艺术的发展。而且有时候他的房东来看他的作品，虽然看不懂，但是依旧会觉得很好玩。而且这种情况在火炭中不在少数。有些旁边工厂的搬运工人看见林东鹏门口那些堆积的木材时，会好奇地敲门询问他是做什么的。当他们听到林东鹏是艺术家时，很羡慕地说，你们很好啊，能做自己喜欢和希望做的事。这也是他能继续留在火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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