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故事，近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展览现场，在梁启超写给胞弟梁启勋的信中，详细披露了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定礼(订婚仪式)的种种细节，可谓是这段传奇婚姻的最佳见证。据北京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透露，“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定礼本”将单独作为一个标的上拍，估价约80万元。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而梁启超则历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因此，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1927年，梁启超在天津病重入院，故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其中文定礼正是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

　　根据梁启超在信中的交代，庚帖由民国章草名家、林家亲戚卓君庸书写，而大媒“已请定林宰平(梁启超密友、哲学家)”。庚帖要用多大开本，聘辞由谁念，主婚帖怎么写……在梁启超写给弟弟的代办信中，对文定礼各个环节的安排可谓细致到了极点，堪称民国时期书香门第婚嫁习俗的范本。比如，奉请卓君庸要下“全红加单帖”;林家拜帖“例用双福(五开全红)，封套写‘林亲家二老爷二太太’”;“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等等。

　　当时，梁思成与林徽因计划在国外旅行结婚，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且林长民去世不久，把订婚礼办得郑重一些，也算是给林家的一个安慰。因此，他在信中对林家人的安排格外用心，比如在安排座席时，他特别嘱咐“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并要梁启勋将“不便到京之理由，请向两大宾及君庸前道歉”。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但形质、印文却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信中提及玉印时价约150元，据专家考证，这个价格当时可以在北京买下一套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