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人在各个领域捧得桂冠似乎势不可挡。几个月之前，作为建筑领域最高奖项的普利兹克奖，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籍的建筑设计师王澍。

王澍

　　最近，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可以按图索骥的新书《王澍建筑地图》。生活在杭州的王澍，留在杭州、宁波的设计最多，总计各有4件。而在比邻的上海，他的两项作品知晓度似乎并不算高：其中之一是上海世博会的宁波滕头馆，另一个则是位于南京路479号先施大厦12楼的“顶层画廊”。

　　在所有的公开资料中，《王澍建筑地图》一书首次确认，“顶层画廊”的状态为“建成”并且“已拆除”。事实上，此前当记者进行实地探访时也了解到，“顶层画廊”四年前就已不复存在，如今这里成为了一家酒吧，王澍当初的设计没有在这片“遗址”上留下丝毫痕迹。而随着王澍在业界的成名，在有人扼腕这间画廊被拆除的同时，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城市中的去留命运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探访

　　12年前的得意之作，如今“香消玉殒”

　　“早知道那个建筑师出名了，当时我们这里不敲掉就好了。”“菩提轩酒吧”的工作人员江先生如是说。

　　这个地方估计新老上海人都来过南京路步行街上，世纪广场与置地广场之间，很多人去过楼下的必胜客、吉野家吃过饭或者在好乐迪唱过歌，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楼的名字叫“先施大厦”，更少人知道王澍在上海的第一个作品，就在这幢楼的十二层。

　　从靠近九江路一侧的电梯上去，楼层指示牌明确告诉来客，十二楼是一家酒吧。对比王澍在《设计的开始》一书中留下的图纸，从电梯走出来的那一刻，足以让你确信，这里就是“顶层画廊”的所在。

　　“你是设计师?”在记者说明来意之后，江先生立刻表示：“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虽然他说不出王澍的名字，但是告诉记者：“他刚得奖那段，我们还在楼下贴了个"告示"，说这里已经不是他设计的那个样子了，请慕名而来的人不要上来参观，否则烦也烦死了。”

　　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大致浏览了“顶层画廊”的“遗址”，“4年前画廊关门后，改成这个酒吧，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现在都是敲掉之后重新弄的，和画廊完全不一样。”从电梯间进来，大厅里摆着三四个小圆桌，每个圆桌边上有几个高脚凳。靠窗一边是几个隔断而成的小包间，用小木门与大堂分隔。在另一边的吧台后，通过一个转角，里面是六七个包间，工作人员推开门，可以看到里面摆着三面合围的黑色皮沙发，中间一个小茶几，对面是大电视普通得就像任何一个KTV里的小包房。

　　王澍在书中的记录说“顶层画廊”的面积是380平方米，而江先生说现在酒吧使用的面积也就200多平方米，“其他地方也派不上用场，只能用作厕所什么的”。

　　另一位工作人员陈先生则告诉记者：“你晓得伐，这里原来开画廊的时候，来的都是一些很"另类"的人，步行街的管理部门和出租方都很反对门票还要卖50块钱一张。”对于自己叫不出名字的王澍和他的作品，陈先生的判断是：“这个画廊也赚不了钱。这样的设计师在中国也出不了什么名。”

　　记者到访时，正是傍晚5点，酒吧还没正式开始营业，几个工作人员还在圆桌旁吃着午饭。江先生说：“酒吧根据情况一般是晚上营业到凌晨，消费不算高，都是些熟人过来。现在这里每个月的租金大概是五六万元吧。”

　　也许是觉得拆掉了王澍的作品，使这家并不起眼的酒吧错过了一次“商机”，他反复对记者说：“早知道蛮好不要敲掉的。”但是，新开张的酒吧可能装修时不推倒重来吗?酒吧的经营者可能相信保留曾经的设计会给自己带来些什么吗?文艺评论家吴亮对此的回答是：“恐怕没有一个老板会这么做吧……”

　　此前，记者曾向世博发展集团有关人士了解王澍的另一件作品，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馆的后续使用情况。得到的回应是，虽然城市最佳实践区不少场馆已经确定了“后世博”的使用形式，但至少当时滕头馆仍然前途未定。一位受访者表示：“显然这也和这个案例馆的设计比较难转入商业使用有一定的关系。”

　　吴亮还向记者透露，几年前王澍也曾设计过位于乌鲁木齐南路1号的一家画廊，使用了大量木料作为内部装饰的风格。“这个项目他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所以也没有称之为自己的作品。这个画廊现在也已经不在了。”根据吴亮提供的地址，记者也曾前往实地探访此地门牌号十分复杂，记者多方打听，也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间画廊，更不用说它的设计者是何方神圣……

　　在记者为期多月的调查中，曾以短信、电话、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与王澍联系，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收到王澍本人对此的回应。

　　故事

　　颓废的“方案艺术家”为上海献上“初吻”

　　1999年，一位地产商对文艺评论家吴亮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于是，他在杭州第一次见到王澍。“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见如故。”因为这次采访，吴亮先生努力地翻出了尘封了十几年的往事：“那时候的王澍，非常胖，留着长头发，整天穿着红T恤，是一个没有多少作品的"方案艺术家"。他在同济读博士，因为一直没交博士论文，毕不了业，每天喝喝茶，什么都不做，就那么"混"着。”

　　“他很享受这种快感，就像一个孩子在玩搭积木的游戏。”

　　按照王澍在《设计的开始》一书中的说法，他遇到吴亮时说的第一句话是：“5年前，我就知道会给你做个东西”;“他以为我在编故事，当然不是。”

　　当时，那位地产商想在上海办一个画廊，于是请吴亮负责运营，由王澍担纲设计。吴亮解释说：“王澍的阅读量很大，5年前我们并不认识，但他那时就看到过我的文章，并且有了这样的"预感"。虽然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会是一个画廊，但一口答应下来了。”

　　吴亮说不出位于南京路步行街的“先施大厦”建于哪一年，但当他们踏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座毛坯。王澍的文字记忆显示：“多年闲置，当仓库在用，曲尺形的空间，除了一些杂物，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但它却击中了我。北墙最短，并排开了4个小窗，正方形，它们的尺寸和间距相同，南京路的街景就成了4个正方形，完全相同又彼此差异……”

　　一同看中这个“仓库”的有3个人文艺批评家吴亮、建筑设计师王澍以及现代艺术家孙良。孙良提议，将这个画廊命名为“十二层”，王澍在回忆文章中对这个名字赞美有加，但工商部门表示注册名称中不能含有数字，最终它被命名为“顶层画廊”。

　　吴亮告诉记者：“最初，这里的租金是一年20万，后来这幢楼的业主觉得，画廊办得不错，吸引了不少人气和媒体的关注，为了表达对文化项目的支持，把租金降到了一个月1万元。”

　　按照王澍的记述，对于这个380平方米的空间进行设计的时间是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吴亮回忆说：“整个设计施工用了半年多时间，王澍先画出了草图，具体做的时候又不断修改。那时候王澍经常从杭州来上海，有时住在酒店，有时就住在我家。"顶层画廊"设计施工的自由度很大，王澍总是先出一个效果，然后再和工人一起讨论，遇到施工上的问题，他会告诉工人怎么做。”

　　很多设计师画完图纸就意味着工作的结束，而王澍则常将此视为另一种开始，和工人交流甚至一起创造，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方式。吴亮说：“他很享受这种快感，就像一个孩子在玩搭积木的游戏。”

　　“如果有人问我："画廊设计开始于何时?"我无法回答。开始于我和吴亮的第一次相遇?……”在《设计的开始》中，王澍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他对于“顶层画廊”的“营造”过程：看中这个地方之后，如何将空间分割为一个酒吧和一个画廊;如何从草图一步步变成现实;甚至，他怎样把营造看作是4个人玩的纸牌游戏……

　　这其中，设计者最为得意的是两扇尺寸几乎相同的、3米见方的、加入了玻璃元素的金属大门。一扇“防锈漆的红色，超常尺度，全钢制作，几吨重，靠特制轨道在一个无框而且异常脆弱的玻璃盒子里移动”;另一扇“也是黑色的，尽管一些焊疤暴露了它的材质”王澍甚至给它们起了两个“诡异”的名字：幻灯机、照相机。

　　“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艺术家就应该坚持在南京路”

　　吴亮说：“"顶层画廊"可能是王澍设计师生涯中转折性的作品，之后他逐渐名声鹊起。”从这本2002年出版的《设计的开始》中可以看出，王澍对于“顶层画廊”的满意度很高，甚至可能超过几乎同时完成、但体量大得多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可能是王澍的一件非常特殊的作品。而且，那毕竟是十年前，当时他的作品也不多。”吴亮觉得：“王澍后来的作品，比如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如果不是得了这个奖，一直也受到很多批评质疑，比如作为公共空间的实用性上存在问题。但对于一个艺术画廊，设计上自由度很大，可以很夸张、很反常、很有趣，可以非传统、纯形式那是在做一件艺术品。”

　　“顶层画廊建成之后，王澍来的频繁程度有所减少。不过，那时他已经在中国美院任教，有时带学生来上海参加活动，就会在顶层画廊里给他们上课。”吴亮说：“这里也办过5个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师的文献展，王澍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并不是名气最大的。那时候当代艺术刚开始热，当时汇聚于"顶层画廊"的很多艺术家，后来经常在国外的各种展览上碰面。所以，即便后来没有得普利兹克奖，常在国外参展的王澍也已经很有名了。”

　　“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艺术家就应该坚持在南京路。”这是王澍在《设计的开始》中，对于“顶层画廊”留下的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但作为上海人，吴亮也许出自某种本能地辩解说：“这可能也就是他随口一说的吧……”

　　3年后，因为不便多谈的原因，吴亮离开了“顶层画廊”，2008年前后，画廊正式关门。

　　对于王澍津津乐道的那两扇金属门，吴亮说：“"幻灯机"、"照相机"那肯定早被当做废铜烂铁卖掉了。”尽管如此，在采访中他仍然多次向记者询问，这间画廊的所在，现在究竟成了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