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小球，1957年生。1994年与丈夫离异后，带着一双儿女来长沙打工。白天在商场做保洁，晚上到夜市做服务员，月收入不到2000元。儿子高中毕业后到浙江打工，女儿在广东读研究生。她感叹：“自己劳累了17年，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才能维持家庭开销。现在儿子将要成家，女儿研究生也快要毕业，家里又建起了新楼房，但只剩下几分农田，回去后经济来源少很多，所以目前还是要打工多攒点钱才能回去养老。”

刘阳春，1952年生，湖南益阳人。2008年来长沙从事装修、开风炮机工作。家里有7亩水田，一栋300平方米的楼房。儿女都高中毕业，在外打工，均未成家，妻子在家务农照看老人，农忙季节他会回去几天。现在每月工作20天，月收入4000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儿女的婚姻大事办完，自己就可以回乡养老了。

 王而吾，1952年出生，初中学历。上世纪90年代他在江西做过采煤工人，家里有3个孩子，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儿子结婚后在当地开了家汽车修理店。2011年初，王而吾与妻子贺二莲来长沙打工，在一家超市承包了保管兼保洁工作。两人工资合计2400-2600元。王而吾常说：“我们是乡下人，吃得起亏。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店里给我们买社保医保，哪怕老了以后每月有500元养老金也心满意足了。”

易伟，1985年生，2007年从湘南学院大专毕业后入伍当兵，2009年转业回家。2011年初，他辞去株洲的稳定工作，来长沙一家保健品公司做市场策划、推广销售，开始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2011年5月，收入转好后才租住到人民路4平方米的房子里。他白天工作，晚上和节假日参加各种培训，没时间旅游，也没交女朋友，孤独的时候就读书。他说：“现阶段主要是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工作能力和创业能力，希望这样的日子能早点结束。” 

　　几乎每一座中国城市里都有一条以“人民”二字命名的马路，但是不同的“人民路”命运不一，有的成为城市的CBD，有的则因为城市的空心化而成为外来人员的聚居地。昨天在上海证大当代艺术空间内开幕的“人民路——欧阳星凯摄影展”，展示了年逾六旬的摄影师欧阳星凯在2011-2012年间，针对长沙市“人民路”的拍摄，在拍摄之外加以深入调查与跟踪采访，对每位进入镜头的对象进行表格填写，留下了重要的人文资料。展览现场以装置的形式还原了长沙人民路上4平方米廉租房内逼仄的生存空间。

　　大楼被切割成190个平均4平方米的小房间

　　长沙人民中路790号出租楼位于市中心，高17米，共4层，隶属某公司，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这座原本是某单位办公室的楼房内，除了一层被改造成商铺外租之外，其他三层总共168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除去走道、公厕、楼梯等公共空间，可居住空间只有760平方米，这760平方米被切割成190个平均4平方米的小房间。这190个房间里居住着近400人，人均所占面积大约2平方米。单间出租价格一直停留在每月260元左右。

　　楼层内的走道是大家的公共厨房，摆满了炊具。整个建筑没有任何降温的公共设备，居住其中的人们都是挤在自己的空间内，在长沙夏季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中靠小电风扇祛暑。

　　租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成为城市开发建设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们大都来自湖南益阳市和娄底市下辖的县或乡镇，其中多数人是有着十年以上的打工经历、 “走穿了中国南北”的老民工。他们在城市中从事装修、风炮、泥工、保洁、搬运、修理等工作，而他们的土地、房产、户籍、妻儿则大都在原籍老家。零工队伍日渐壮大，交错两栖的尴尬身份也无法回避，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与矛盾：家庭安置、劳动纠纷、工伤理赔、医疗保险、养老婚丧、子女教育、人口老化、农田闲置……这一群人急需重视，但又被长期忽视。

　　2012年1月，当欧阳星凯将要完成“人民路四平方”摄影专题的拍摄时，这栋已经存在了7年的简陋出租楼，被一个投资人看中，被改建包装成了外表时尚的都市商务酒店。原来租住在这里的零工们，只能望“房”兴叹，被迫去找寻下一个“四平方”。

　　现实比照片残酷

　　在欧阳星凯的镜头中，这一群人属于被观看的人群，他们甘愿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带着他们的梦想，但是，梦会变成真的吗?

　　执行策展人那日松说，摄影师欧阳星凯撞上了一个隐秘在光鲜城市表面之下底层人群生活的重要的社会学文本，于是他采用了与传统纪实摄影拍摄形式不一样的“鱼眼”拍摄方式。与广角不一样的是，“鱼眼”搜罗的角度更广，球形的画面观感更增添了新鲜感，还有采访的video以及墙上的调查报告作为展览的辅助，再加上现场的装置，这些都令这个展览更接近一个当代艺术作品。

　　展览现场的研讨会上，沪上著名摄影师雍和认为，欧阳星凯的画面虽然着眼于表现艰辛和粗陋的生存空间，但较之现实依然显得温馨，现实比照片更残酷。“其实，是现实吸引了大家前来观看。”

　　展览的学术主持鲍昆评论：“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和社会各阶层平等进步的推动工作，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变，也是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宿命。从这个角度看，欧阳星凯的作品《人民路》就有了在中国现实情境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