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C艺术中国初评讨论现场

　　虽然2012年的艺术市场并不火爆，但各类艺术展览却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虽入年底依然热闹非凡，纵观整年，各类大型展览层出不穷，除了一直忙碌的北上广，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也加入到城市大展的行列之中，无论国立博物馆还是私人美术馆，各种大型展览层出不穷，包括古代书画展、外国博物馆藏展、城市双年展三年展、艺术家回顾展、青年艺术家大型展览等，“大展”的举办似乎成为2012年的一种流行趋势。看似如火如荼的“大展”时代已经到来，但其中也必然掺杂着不少“形象工程”，大型展览背后的最大问题是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从而是否所有“大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值得探讨的。

　　大型展览对于社会而言最终的受益者是观众，但是在讨论大型展览存在的必要性上却需要分开讨论，大展的模式包括研究性展览和当代艺术嘉年华式的展览，而这两者的存在价值却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史梳理研究展览与国外引进的重要学术性展览例如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国家博物馆《启蒙的艺术》等展览其存在价值无需存疑，但是国内多个当代领域的大型展览却并非如此。

　　当代艺术“大展”的资源浪费现象

　　当代艺术大型展览并不像古代书画、瓷器展，其完成难度主要在借展、运输、保护等层面，展览的作用最终回归到对于文化的研究和梳理上，而当代领域的大型展览却逐渐走向了嘉年华模式，例如美术馆开馆做当代艺术大展，只要经费足够就能够很容易借到作品举办展览，同时当代艺术家们多年来形成的与空间互动的习惯使得展览成本倾向于大型装置作品的制作和运输方面，这本身就将当代艺术推向了一个“看花样、看钱潮”的误读时代。

　　这种现状也恰好是中国社会环境和社会艺术学正好要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环保问题，作为策展人的今日美术馆馆长谢素贞谈到这个话题时说：“办大展以后产生非常多的垃圾，我觉得特别浪费，甚至有时候几十万印了一本大画册到底发行渠道在哪里?印了那么多书，每次画展之后他们都问我这个问题，这个作品展完之后艺术家要不要拿走?如果不拿走怎么办?至少花了几十万的费用，我觉得当代艺术不应该成为最不环保的展览，恰巧这种环境里边不断遇到这种问题。”

　　策展人欧宁同样对于当代艺术大型展览持反对态度，他同样觉得“大展”太浪费资源，不少地方性质的大型展览在很多时候是以政府或城市的宣传为目的，或者建立一个城市的美术馆，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理由，“但是一个大展结束之后，耗费三十多万、四十多万的大型装置完两个月就拆了，当废品卖掉;美术馆没有建立收藏、展览模式也无法可持续发展，这是非常浪费公共资源的，很可怕。大量展完之后作品的继续利用都是很有问题的，目前整个系统里没有这个能力。”独立策展人黄笃也承认欧宁所说的浪费问题，大展会耗费很多钱，例如临时隔断要拆掉，大型装置作品的去向等也存在。他谈到对于社会来讲当然是不应该浪费，但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浪费，这也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经济学概念。

　　不少策展人对大型展览的态度是既爱又恨的，谢素贞表示作为策展人很喜欢大展也很怕大展，站在美术馆角度很喜欢大展，但是也很怕大展，这种感觉一直存在：“相信任何人给你大展的机会，不要说二千万，给你五百万办一个大展所有的策展人都很高兴，然后环保问题忘记了，其他问题忘记了，但是如果像我自己想站在这个角度就会觉得我不环保，这个钱到底哪里来，有没有实质效应，大展存在的价值、存在官方的角度问题。”

　　警惕城市双年展的“活动+嘉年华”化

　　在众多大型当代艺术展览中，不乏各大城市主办的双年展三年展模式，尤其是在中央提出发展文化的方针之后，“大型展览”更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城市选择的方式，于是很多当代艺术大展成为政府“形象工程”和宣传工具，但这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这对当代艺术做了很大的推广，也让不少当代艺术家有了生存的经济来源，但相形之下也有很多弊端。

　　作为策展人的今日美术馆馆长谢素贞以自己的感受谈到当代艺术对于她来讲特别像看好莱坞大片，我每次看到花了很多钱的展览都很感慨，但看完展览以后出来就把作品忘记了，“展览能够带给观众所回想的东西已经变得没有了，当代艺术变成了看人潮、看钱潮，所有的东西一出来，比如看好莱坞大片，有一点小爽劲，可是后劲和余韵没有，这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当代大展的存在价值，有的时候你看完双年展一两百个作品只记得一个。”

　　青年策展人何桂彦认为当下很多双年展已经成为“活动+嘉年华”的形式，并非出于学术目的。欧宁也以威尼斯双年展举例，他说威尼斯双年展发展至今更多的是一个旅游项目，而其学术性却被消解，“如果我们站在政府或者站在一个经济的角度讲，要考虑到是否能给当地带来所谓的旅游资源或者是关注度，以及投入和产出比是否平衡。”

　　现在的问题则是当所有的城市和美术馆都要办双年展，这是很可怕的，欧宁认为这种所谓的潮流中投入和产出比就没有办法平衡，比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最差武汉还有可能，但是中国各个城市都举办，大展就会过度泛滥，“我们讨论的是泛滥的大展，泛滥的当代的大展可能是最危险的，就变成一种当代艺术的政府形象工程，这个是很可怕的。比如说你中国有两个当代的展览，很认真地完成，给艺术带来一些新鲜的可能性，这个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省级形成城市和所有的省级美术馆都开始做当代的双年展，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好象有一种趋向，我发现全世界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全世界做双年展巡游。”

　　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被安排在各地进行巡展，这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城市来说已经没有突破性，尤其是在当下城市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之下，很多双年展中跟都市已经没有关系，很多展览放在北京、上海和台北并没有什么差别。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认为中国今天双年展逐渐的泛滥和跟风，其实还是展览机制的问题。谢素贞回忆光州双年展的研讨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认为其实双年展已经面临死亡了，日本的策展人长谷川佑子把历年来得过大奖的艺术家都搬到金泽的美术馆里，变成常设的艺术家展览，这成为最热门的项目，因为他选择了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没有看过的人绝对喜欢，这个案例比较特殊。

大型装置艺术作品

　　“大展”时代，发挥策展人智慧

　　策展人黄笃则认为双年展的举办也有其好处，能够让想了解当代艺术的观众在断时间内看到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如果每个博物馆、画廊去看完这些作品，会耗费巨大的资源，而聚集到一个大型展览上则会节约很多社会资源。

　　他认为大型展览可以存在，但应该寻找到一种存在的整体模式，他以日本的展览模式举例谈到，日本的某些展览模式还能够将作品的维护费用赚得，整个机制是特别好的：“在我们国家好像是一窝蜂做双年展或者做什么，没有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型的展览，又能节约成本，又能后续把一些资源保留下来，比如做完全拆了，这就是很大的浪费。”

　　黄笃说：“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老做双年展这种模式，而是怎么具有创意做一个有意思的展览，符合能跟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城市或者有一种关联，更有效的一个东西，这个很重要。比如人家把作品留在那儿了，来的人还可以看，而且是跟这个地方发生联系的。比如在火车站做一个东西，做一个跟这个环境有关系的，比如在一个村庄做一个东西，跟当地的村民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花了很多钱，去年是500美金，但是他能赚回来。不光是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也能赚回来，例如大型展览参观者们的吃、住、行等问题，门票、纪念品、画册等是否能够赚回来，这个是人家还是很有自己特点和创意的展览模式。”

　　而欧宁也介绍说日本的某个大型展览则是由策展人邀请艺术家，作品主要针对当地的建筑来做作品，比较环保，展览也得以延续和记录。

　　吴洪亮也认为谈到当打艺术大型展览后背体现出来的系列问题其实与展览策划相关，他用粮食和酒来比喻，真正体现艺术家精神的作品就像酒一样，是由五谷杂粮酿出来，一箩筐的粮食才能酿成成一杯很清澈的酒，这是好的艺术，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箩筐的粮食做成了八宝粥，全放在展厅了，这是今天面临的问题。大型展览是在捆绑艺术家，艺术家的创作根据空间例如20米高，300平米大的空间，甚至是500平米、1000平米，从而作品越来越大，观众很快地看，但是就这样走过去了，所以说如果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大展”时代，所考验的是策展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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